位處清溪鎮中心區，清溪社區居民委員會毫無疑問代表著清溪的形象。她的發展，就是清溪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發展巨變的一個縮影。這個面積約5平方公里的社區，下轄11個居民小組，現有戶籍人口6000多人，新莞人近5萬人，是我鎮商業、文化和政治中心。轄區內有工廠企業100多家，餐飲企業80多家，大型綜合超市5家，各種業態的社區商業網點星羅棋布。2008年居委會總收入1270萬元，集體總資產4269萬元。

1949年——1978年：只有5條泥土街道的“小香港”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站在居民社區繁華的大街上，人潮涌動，車流穿梭，熱鬧繁榮的景象令人流連忘返。各大超市、商場、專賣店內商品琳瑯滿目，應有盡有，市民盡情享受購物的樂趣。可有誰曾想過這在解放前，在這片繁華的地方曾還是一片稻田。“現在你所看到的居委會大樓、麥當勞、肯德基、富升百貨及商業街那一帶在解放前都是稻田。香芒東路也只是一條坑坑洼洼的泥沙小路。”今年76歲的居民楊有發感慨地說。

解放前的居民社區只有一個稱為新圩的簡陋市場。這個建成于1924年的清溪新圩，算得上是清溪當時最為熱鬧的農村集市了。這個由當時清溪華僑李潤亨及楊奎章等地方熱心紳士發起集資建設起來的新圩，只有5條泥土街道，鋪位也不過120間。因新圩的建筑完全參照當時香港九龍深水埗為藍本而建，整齊劃一騎樓式的店鋪而被稱為“小香港”。“清溪當時這個新圩算比較有名，店鋪整齊，看起來很靚，被人稱為‘小香港’，一度讓當時清溪民眾非常自豪。每逢‘三、六、九’圩日（趕集的日子），周邊地區如樟木頭石馬、龍崗等地的村民都來趕清溪的集市。”楊有發老人饒有興致地說道。

今年77歲的社區老人吳德鑒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他說：“當時群眾生活比較清貧，市場東西少，門市也不多。群眾經常要排隊買東西，運氣不好的時候，好不容易排到了柜臺前，要買的東西卻賣完了。”

改革開放前，人們的生活有改善，但食物還是單調匱乏，象征計劃經濟時代的票證盛行，人們買服裝、棉布、糧、油等生活用品都要憑票限量購買，村民們普遍營養不足，有些村民沒有解決基本的溫飽問題。如今，這些票據早已成了收藏愛好者的藏品。

1978年——2009年：從農村集市到城鎮商貿中心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中國大地。經濟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居民社區為代表的清溪個體和私營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尤其是在糧油開放自由市場和肉類取消憑票供應之后，我鎮中心區市場物資充裕，高低檔商品比較齊全，市場經濟逐步復蘇和初步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后后，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中國大地春潮涌動。我鎮經濟社會迎來了飛速發展階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農村城市化的迅速發展過程中，我鎮工商個體戶和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據統計，1999年僅個體工商戶全鎮就有3528家，全鎮注冊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達8000多戶，比1996年翻了一番。

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我鎮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掀起了新一輪的城鎮升級改造建設熱潮。居委會積極配合鎮政府對舊村大力進行改造升級，有80多年歷史的清溪圩舊城退出歷史舞臺。同時對鎮中心區的商業街、香芒路等路段進行了升級改造，全部鋪上瀝青路面。這些改造工程的完成，極大地提升了居民中心區的商業氛圍和我鎮的城市檔次。筑巢引來了金鳳凰,一批經營面積超萬平方米的大型商場紛紛進駐清溪居民社區，如華潤、富升、大新、國美、天和等企業，大量國內外優質名牌產品一齊涌入清溪市場。2002年--2003年快餐連鎖業巨頭麥當勞、肯德基先后入戶清溪。

多年來，在清溪鎮委鎮政府的領導下，在打造環境優美的現代制造業重鎮，大力推進“退二進三”政策的過程中，居民社區緊緊把握發展機遇，結合實際，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著力營造宜商、宜居的良好環境，取得了顯著的成就。據統計，居民社區現有商業網點約1200多個，輻射周邊近8平方公里，消費人口約6萬人，滿足社區居民的各種生活服務需求。居民社區先后被市鎮評為“安全社區”、“商業示范社區”、“維護穩定及社會綜合治理先進單位”、“東莞市（社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工作先進單位”等系列榮譽稱號。

經過30多年的努力，清溪城市化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昔日山區古鎮的落后面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鎮中心區面積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5平方公里發展到現在的20多平方公里。一個富強文明的現代化城鎮商貿中心和文化中心已經在居民社區逐步形成。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跨步從頭越

從不滿足于現狀的居民社區，從未停下追求美好生活的腳步。在談到居民社區的未來發展遠景時，現任居民社區黨支部書記黃鐵明向記者描繪了一幅美麗的發展宏圖。黃鐵明表示，居民社區認真貫徹執行鎮委鎮政府的“退二進三”政策，結合實際，通過推進“舊村改造”，完善配套設施，大力營造宜商、宜居的商業氛圍，提升城市品位和檔次，重點將居民社區打造成“富強新區、文明之區與和諧之區”。

隨著城市升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居民社區將位于中心區的約20萬平方米舊村區進行改造，興建中心區“鹿湖灣”農民公寓。第一期工程投資達1億元，改造面積約2.5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達5萬平方米，力爭于今年底動工。另外，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在文化公園附近的連屋村的閑置地和進行舊村改造，引進實力雄厚的開發商，將建設7棟（其中3棟25層高，4棟23層高）商住結合型的農民公寓。屆時的居民社區，必將迎來一個環境更美好、人民生活更加富強和諧、現代商業氣息更加濃厚的新時代。

羅馬村曾經擁有一條讓羅馬人引以自豪的道路，那就是修建于民國時期（1932年）的清樟路，雖然這條道路在1987年以前一直是一條崎嶇泥濘的山路，但卻是西出清溪的必經之路，曾是廣東省的省道。這條路在羅馬村穿村而過，在樟木頭石馬橋與惠樟公路相接。1949年10月14日，這條泥巴路上迎來了解放軍，翻開了清溪歷史新的一頁。

由于當時的清樟路是西出清溪至莞城的必經之路，同樣也是東莞其他鎮區進入清溪，再經清鳳路到達深圳等地的必經之路，來往的客商給羅馬村帶來了興旺與繁榮。在羅馬村天生湖小組清樟路原址旁有三棵挨著的大榕樹，據說有一百多年樹齡，三棵樹的樹冠投下的樹蔭足有兩個籃球場那么大。據村里的老人們回憶，早在解放前，挑著擔子走南闖北的商販經過清樟路時都喜歡在三棵榕這里歇一歇，撣撣身上的灰塵，喝上一杯涼茶。解放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后深圳的發展，經過這里的商販越來越多，于是這里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型商貿中心，羅馬村人在這里擺涼茶、賣水果、整腸粉……賺點外快補貼生活。加上羅馬村由于土質的原因，盛產的荔枝味道特別好，兄弟村的村民都過來買，甚至經由清樟路遠銷東莞廣州深圳香港等地，90年代以前的羅馬村人靠著果園經濟，相比兄弟村的村民，日子過得滋滋潤潤。

瓶頸：清樟改道招商受阻

1987年，清溪政府先后鋪設清樟路、清鳳路兩條主干線的水泥路，嘗到以路促進招商引資的甜頭后，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改路工程。至1996年底，全鎮共投資6億多元人民幣修建了貫通全鎮21個村（居）委會和工業區的公路網，清溪的工業經濟開始騰飛起來。不少村借助公路網的建設，招商引資搞得紅紅火火，但是羅馬村人的神色卻開始凝重起來。

隨著清溪工業經濟的發展，羅馬村單一的果園經濟開始逐漸失去優勢。90年代初期，清樟公路改道，羅馬村由西出清溪的必經之地變成了日漸冷清的邊遠之村。雖然1987年政府投資在這條主干線上鋪設水泥路，但這條水泥路已遠遠不能滿足招商引資來開發工業園的需要。到了90年代末期，羅馬仍只有幾家小廠。羅馬村人沒有想到，曾經給他們帶來輝煌與榮耀的道路，竟成了制約他們發展的瓶頸。

發展：新路修建工業騰飛

看著兄弟村如芝麻開花節節高，經濟指標呼呼啦啦往上冒，羅馬村領導干部們急了，多次召集村民代表召開座談會，商議修建羅馬路。修路就要涉及到征地，由于羅馬村的荔枝樹多為老樹，有的有一百多年歷史，部分果園在道路拓寬征地范圍內的村民認為果樹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家產，動不得，不同意道路從自家果園過。為了說服村民，村組領導干部深入每家每戶做思想工作，并組織村民到兄弟村參觀。經過對比，村民們發現別的村的村民都已經將土地開發成工廠，坐收租金和管理費，騰出雙手開始了另外的創業，家家戶戶都有了洋樓、小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而自己依然在果園里侍弄著老祖宗留下來的果樹。看到差距后，村民們的思想終于統一到了一起，凡在道路拓寬征地范圍內的房屋自動拆除，凡在道路拓寬征地范圍內的果樹、青苗無償清除。由村重新調整分配，征地費不需鎮政府負擔，大力配合鎮政府修建這條屬于羅馬歷史的路

在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后，2001年，長4公里，寬22米（含12米人行道）的羅馬路終于投入了建設之中。2003年底，羅馬路全面竣工，道路兩旁成片成片的商住樓、廠房開始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羅馬的經濟發展也因此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羅馬村委會主任劉建榮介紹道，羅馬路建成后，羅馬村最大的變化就是天生湖工業園的建設。據介紹，在羅馬路修建的同時，羅馬村就開始籌劃天生湖工業園區。2003年，借助羅馬路竣工的東風，開始了天生湖工業區的大開發，福基工業園、冠橋廠等企業陸續進駐。

驅車行駛在寬闊暢通的羅馬路上，望著道路兩邊如林的商住樓、廠房，如果不是手中的照片為證，很難想象幾年前這里還曾是片果園。村委會主任劉建榮、天生湖村小組長孫敬明說，如果沒有羅馬路的修建，就沒有天生湖今天的變化，也不會有如今羅馬的變化。他們介紹到，羅馬路修建前，天生湖村小組一年的收入才80多萬元，年終分紅每人才200多元，這幾年通過招商引資，去年村小組收入500多萬元，年終分紅可以分到2000多。如今羅馬村民也像兄弟村村民一樣，住洋樓，開小車，生活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羅馬村在羅馬路修建后，才真正駛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村民們也是在羅馬路竣工之后才真正洗腳上田，過上了幸福的日子”他們說道。

去年，在市、鎮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又投入近3000萬元對羅馬公路進行拓寬改造，將原來寬22米（含人行道12米）的雙向二車道變為寬28米（含人行道12米）的雙向四車道。“我們村今年的重點工作是要完善羅馬路的配套設施，進一步加強招商引資的硬件條件，相信金融危機過去后，羅馬村的經濟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羅馬村支部書記孫運恩信心十足地說。

長山頭村位于清溪鎮西面，至鎮中心區4公里，北距樟木頭鎮12公里，南距塘廈鎮12公里。據傳，明朝洪武永樂七年（公元1378年），長山頭殷姓始祖從常平鎮白石崗遷來立村，村莊建立在打磨嶺下石馬河畔西側的一個長形山坡上，故名長山頭。經過630年繁衍發展，如今的長山頭成為總面積為4.6平方公里，轄有6個村民小組，戶籍人口1100余人的大村莊。解放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長山頭村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至2008年，長山頭有工廠企業35家，年終人均分配4800元。

貧窮年代謀求生存

與我鎮其他村（居）一樣，改革開放前，長山頭村的經濟以農業為主。回憶起以前農業經濟時代的生活，村委會主任殷偉明感嘆到：就一個字，“窮”啊！據介紹，長山頭村40%的面積是山頭和河流，水田面積2000畝，坡地200多，是人少地多的山村。按照目前中國人多地少的現狀，人少地多是件很美的事情，但在1980年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極不協調的情況下，人少地多的長山頭村擺脫不了貧困的歷史命運。

農業技術的低下，生產關系的不合理，以及一些違背科學規律的行政命令，使得長山頭“多地”產出的糧食卻滿足不了“少人”的需要，“饑餓”是生活的主旋律，成了村民們揮之不去的痛。村里老人們回憶，在那個年代，能夠吃一碗白米飯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更別提肉了。為了能夠生存下來，缺糧的村民們在大米里摻上紅薯、南瓜、豌豆、野菜等一起煮，即使這樣，還經常吃不飽。令人心酸的是，鍋里煮的是野菜雜糧，用來下“飯”的菜依然是這些野菜雜糧，由于缺油，經常把鍋燒熱之后就直接放菜下去炒，俗稱“紅鍋菜”。以前的鹽是一大顆大顆的，炒菜時需要搗碎，然后用開水化開，再放在菜里面，等到菜出鍋涼了時，就會看到菜上白白的一層鹽花，吃起來又澀又苦。現在挑食的孩子是挑菜吃，過去挑食的孩子們是在挑飯吃，在盛飯時從野菜雜糧中將稀少的米飯一顆顆挑到碗里。殷大爺饒有興致地給記者講了個笑話，一個孫子吃飯時嫌菜少不肯吃飯，爺爺訓斥他道：“你怎么不早出生幾十年呢，爺爺小時候天天光吃菜。”

“饑餓”困擾下，如何生存成為村民們首要考慮的問題，不少人忍受不了這種苦日子，0到香港謀生。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村民的苦日子才熬到了頭。1980年冬，長山頭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為集體所有，分配給農民承包，承包者在承包的土地上有種植權。除了完成國家和糧食訂購合同外，收入全部歸己，自負盈虧。包干到戶徹底解決了分配的“大鍋飯”，生產熱情高漲。生產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發展了商品經濟，出現許多專業戶。大量發展水果生產，在山坡上種上荔枝、龍眼、芒果、香蕉、橙柑等，農村經濟開始逐漸復蘇，村民們逐漸擺脫了貧窮、饑餓的命運。

改革開放發家致富

歷史的車輪駛入上世紀80年代后，清溪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開始發展“三來一補”企業，長山頭村也于1982年開始引進外資廠，主要是手袋和毛織行業，由于當時工業發展尚處于探索時期，膽子小，步伐慢，加上當時的清溪被稱為東莞的“西伯利亞”，交通不發達，投資環境不樂觀，長山頭村到1990年才引進了三家外資廠：長山頭毛織廠、手套廠和五金廠，還只是小規模的小打小鬧，3間廠一共只有職工120多人，年總收入只有80多萬元。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強調：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時值全鎮先后鋪設清樟路、清鳳路兩條主干線的水泥路，嘗到以路促進招商引資的甜頭后，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改路工程，投資環境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1993年，時任長山頭村黨支部書記的王冠清（現鎮外經辦主任）和班子成員緊緊抓住全鎮工業經濟大發展的良好機遇，帶領群眾推山頭，平整出了10000多平方米的廠房用地，當年就引進4間外資廠：自力電器廠，中達電鍍廠，威達電子廠和威順電器廠。連同原來的三間，共有七間對外廠，在廠職工近400人，當年收入200多萬元，比1990年翻了一番。

1994年后，長山頭每年都推山頭平整土地建廠房，引進外資廠，發展經濟，越來越多的村民洗腳上田，或進廠做工人，或搞個體經營商業和運輸業等，村民人均收入不斷增加，農村經濟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昔日干農活的工具完成了它們的使命，被放入了村史展覽廳。2008年，長山頭共有外資廠35間，村組兩級收入為2618萬元，年終人均分配4800元。2009年上半年，面對金融海嘯的沖擊，長山頭村迎難而上，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采取優惠政策，并作好相應的宣傳工作，又有2家企業落戶長山頭工業區，村集體經濟又有了新的發展。

“長山頭將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協助空置廠房的招商工作，積極吸引高新技術企業前來設廠，同時繼續深入走訪企業，急企業之所急，幫助企業順利渡過難關，做好轄區工廠的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工作。相信金融危機過去后，長山頭村的經濟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談到長山頭村今后的經濟發展方向，村黨支部書記殷任華信心滿懷地說。

豐富生活提升素質

隨著經濟的發展，長山頭村民不但不用再為溫飽操勞，家家戶戶都告別舊屋，住進了新樓房，不少家庭還購買了小車。當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滿足后，長山頭村又有了新的追求，那就是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近年來，長山頭村在致力發展經濟建設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文化建設，全力打造“東莞市文化建設先進村”。為了活躍村民的文化生活，進一步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2005年，村委會投資近百萬元，修建了一座三層共2000平方米的村民活動中心內設有展覽室、老人活動室、青年活動室、健身房、圖書室、培訓室、乒乓球室等文化活動場所，建筑面積達1100多平方米。2005至2006年，又修建了面積約3000平方米東門前公園，園中還開挖了一口700多平米的蓮花池，種有蓮花，放養了金魚。

在追求經濟發展時，長山頭村推山頭、平土地、建廠房，如今的長山頭意識到了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性。2007年9月，長山頭村利用打磨嶺特有的地理優勢，投資近800萬元，修建長山頭郊野公園，使原來的一片荒山變成綠樹成蔭，環境優美，集娛樂、休閑于一身的好場所。

除了加強文化設施建設，長山頭村還積極組織和開展各種文化教育活動，每年文化事業經費支出保持在全村可支配收入總支出的1.2%以上。每年舉辦各類培訓班在6期以上，每年組織群眾開展卡拉OK、乒乓球、羽毛球、籃球比賽以及讀書競賽等娛樂活動，豐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生活質量和提升村民素質。

空閑的時間去村民活動中心看看書，健健身，或是在公園里散散步，或在蓮花盛開的夏日扶欄賞蓮，或是約上三五好友一齊去打磨嶺郊野公園登山郊游，如今已成為長山頭村民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主要方式。

一變：農村變城市

解放前，荔橫村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偏僻山鄉，水田面積約1890畝，旱地面積約350畝。改革開放前農民參加生產隊的集體生產勞動實行記工分制，每個勞動日值只有幾角錢，集體積累薄弱，農民生活較為困難。

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80年代后期，全村引進了3家小型的外商企業，集體經濟有了初步轉變，但是，村組兩級經濟收入也只有40多萬元。1992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荔橫村抓住機遇，多渠道地發展外向型經濟，集體經濟收入和實力不斷發展壯大，到2004年，全村共引進外資企業近60家，村組兩級總收入達3509萬元，在村組可支配財政收入總額超3000萬元獎全市排名中名列第57名，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2008年，村組兩級總收入達4700萬元。

談起荔橫村的變化，荔橫村現在的“當家人”、村黨總支部書記王富良感慨不已：記得小時候還在田里栽禾割稻，轉眼間荔橫就像一個小城市了。荔橫不但城市面貌發生了變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整個荔橫洋溢著和諧奮進之風。

談及今后的發展，王富良說，在現在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主要做的是服務好企業，幫助企業穩定生產經營，不斷改善投資環境。其次是繼續推動舊村改造，要讓所有的村民都住上農民公寓。

二變：村民變市民

解放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村民的生活是越來越紅火——每年“坐收”好收成！拿著土地、房產、紅利等的實惠，農民的腰包鼓起來了，但“三低”（學歷低、知識層次低、文化素質低）卻是個讓人頭疼的“痼疾”，從恢復高考那年到2002年為止，1500多人的村子，大專以上學歷的只有50人，近60%的勞動力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有的村民漸漸失去了當初吃苦耐勞、艱苦創業的精神和勁頭，整日游手好閑，成了有勞動能力卻不務農、不讀書、不經商、不做工的“四不農民”。

荔橫村干部告訴記者，為改變村民的舊習慣，村里實施“洗腦工程”，促進思想觀念轉變。每年組織村民到上海、大連等現代化城市參觀學習，讓農民親身體驗和感受現代城市生活、現代文明。不少老村民參觀后都說：“我們也要過這樣的城市生活。”現在，村民的城市文明規則意識、交通意識、環境衛生意識、城市生態意識、城市人際關系意識、城市公共生活意識等有了明顯提高。

“充電富腦，花多少錢都干”，荔橫村的干部們橫下一條心：村里出錢，村民出腦。村里邀請科榮管理有限公司的專家給村民上生產管理課，要求村民學習掌握現代科技管理知識；動員組織村民上夜校、參加電腦培訓；針對村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個體工商戶多的實際，村還舉辦了工商管理培訓班，推動村民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提高村民素質，村制定了村民讀大學獎勵及補助辦法，鼓勵村民特別是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

三變：村民變股東

百家村，隸屬荔橫村的一個小村子，初立村時才八戶人家，故名八家村，解放后人口和戶數增多，因諧音和風雅之意，遂改名為百家村。

采訪百家村，是想了解農村股份合作制運行情況。

王富良告訴記者，百家村的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時間還得追溯到2003年，為了讓這個新鮮事物能深入人心，進展順利，鎮里廣泛開展宣傳工作，使廣大村民了解改革的目的意義，及時更新觀念；摸清家底，完成清產核資；廣泛聽取意見，依法界定股東資格，明晰股權設置，之后又妥善解決了出嫁女股權配置、股權界定日等重點難點問題，從而使改革工作得以扎實穩妥地推進。

改制工作完成后，由于明晰了村、組集體資產產權，進一步完善了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農村經濟體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據介紹，百家村小組2005年純收入為340萬元，股東只有89人，按照章程人均可分紅2.5萬元。但考慮到集體經濟正處于發展階段，村民同意每人只分5500元。由于分配與發展的關系處理得好，百家村小組的集體經濟實力進一步壯大。

近幾年，百家村實施舊村改造工程，建農民公寓，每年的分紅只分2000元，但村民心里卻很樂意，因為每家每戶都可以住上別墅了，而且按照今年合同兌現情況估算，個人股股值將從2003年改制時的每人5.8萬元增加到至去年年底的26萬元，增加4倍。村民搖身一變，成了“身價倍長”的股東。

四變：平房變別墅

到角嶺新村采訪，不是第一次來，但每次來都得發一陣感嘆。整齊劃一的別墅，每家每戶都有一幢，這只是一個村民小組啊！

十幾年前的角嶺和內地農村許多村莊一樣，只是一個破敗的小村落。從角嶺新村出來，轉過一道橋，二三百米處就是角嶺老圍舊址，這里的舊房大多是低矮潮濕的土坯房，唯一一幢兩層的小樓還是在改革開放后建的。村民楊秀清大姐說，這在當時，還算是比較好的。她曾撰文回憶道：回顧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清溪，各村各戶住的均是低矮的幾十平方米的小瓦房。碰上下雨天漏雨，碰上刮臺風，還要想辦法補漏。整間房子布滿灰塵，是名符其實貧窮落后的窮山區……

1995年，荔橫村開始實施“上樓工程”。為改變農民傳統散居的模式，村里根據各村民小組實際情況，集中建設配套完善的農民公寓和住宅小區，讓村民住上漂亮的樓房，享受城市居住生活。目前，六個村民小組中的角嶺、鐵橋布新村、橫湖、百家村已于完成改造工程，其他兩個村也正在籌劃中，全村共有210戶人家已經或即將住進別墅式新樓，居住區內配備了較為完善的生活設施。“上樓”前，房屋出租是村民的一項重要收人來源，“上樓”后，村集體新創辦的一批集體企業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活來源，昔日“務農”的村民變成了“務工”的市民。

“上樓工程”既改變了農村的落后面貌，也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環境，更重要的是促進了村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變化。

位于銀瓶山腳下的浮崗村，總面積3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922人，外來人口約1.5萬。下轄老圍、新圍、柏朗、光朗、馬落洋、田螺澗6個村民小組。

據浮崗老人們說，浮崗曾被人們稱為“山邊鄉”，意即一個背靠銀瓶山的窮村落。一說起解放前，馬落洋村小組老黨員、老游擊隊員曾冬發和他的老伴就直咬牙、直擺頭。曾冬發老人說：“想起那時候窮得吃香蕉根，現在都還后怕。”“是共產黨領導我們翻了天，我們能過上今天這樣的好日子，這在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過啊！”曾冬發老人高興地說。

改革開放，先富一步的浮崗人

在浮崗村繁華街道的背后，掩藏著一片漂亮的別墅群，這是馬落洋新村。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令人相信——這些氣度非凡的別墅里，住的竟全是地地道道的浮崗農民。

“浮崗是清溪改革開放后最快富裕起來的村！”浮崗村委會主任黃典瑜不無自豪地說。

據了解，由于浮崗地處鎮中心區繁華地段，具有交通區位優勢。改革開放后，在村班子的重視下，浮崗成為清溪招商引資起步最早的村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浮崗就開始引進港資毛織、電器等企業。到90年代，浮崗已引進外資廠達20多家，村組兩級集體總收入突破千萬元大關，有的小組村民人均年終分紅已超過2000元。浮崗成為清溪率先富裕起來的村之一。洗腳上田的浮崗農民們紛紛住進了新樓，逐步過上了富裕的生活。柏朗、馬落洋等小組村民還先后搬進高檔豪華的別墅新村。

進入新的世紀，當不少村正在奮力發展村經濟的時候，先富一步的浮崗人已經尋思著如何提高生活質量了——他們要把富裕的日子過得更有滋有味。

在寬敞舒適的別墅客廳里，曾冬發老人的媳婦感慨地告訴記者：她和他老公都只是企業普通的員工，要不是黨的政策，他們一家是絕對不可能住上這樣漂亮的房子的。現在他們一年花好幾萬把兩個孩子送到外地去讀書，是想讓下一輩學到更多的知識，將來生活得更好。

客家文化味悠長

浮崗是個客家人聚居的村子，客家人占了全村總人口的95%以上。要過出生活的好滋味，客家人最離不開的就是浸潤在自己靈魂中的客家文化。

浮崗人在加大環境建設投資、努力改善生活條件、提升村民文明素質的同時，對積極弘揚客家文化傾注了極大的熱情。

我國已故著名雕塑藝術大師、東縱老戰士張松鶴先生是浮崗客家人永遠的驕傲。他的作品《魯迅像》、《新四軍》等分別被中國美術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他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抗日游擊戰》獲得1987年首屆全國城雕評獎最佳獎。張松鶴先生告老回鄉后為家鄉創作的雕塑《開拓者》、設計建造的《清溪革命烈士紀念碑》正巍巍矗立在清溪這片熱土上。

客家山歌是浮崗的“明星項目”，全村男女老幼把山歌唱得遠近聞名。其中最有名氣的一位是年近八旬的老歌星曾春嬌；另一位是清溪“客家新山歌手”張健華。這兩位土生土長的浮崗人把客家山歌發揚光大，唱到市里、省里，還多次在省、市客家山歌比賽中獲獎。

近日，聽浮崗老人們說，他們村還雪藏著一位外界不知名的“山歌高手”，是一位歸鄉不久的老華僑。他年輕的時候就可以像臺灣歌星張帝那樣“見啥唱啥”，唱出的山歌“很有民間味道”。

客家麒麟舞，是浮崗客家文化的又一特色。在浮崗，黨員干部就是麒麟舞的積極分子。每逢喜慶節日，他們就會與村民一道，參與鎮村麒麟舞活動，為節日增添喜氣，為群眾帶去愉悅。

有人說，看一個地方人們生活得好不好，看他們的女人就可以了。那么，我告訴你，浮崗的客家女人是熱情的、漂亮的、時尚的。浮崗常年活躍著一支婦女舞蹈隊。這支由50多位客家大姐、大媽自發組成的舞蹈隊無論天晴下雨都集中在村休閑廣場開展跳舞活動，他們還多次在全鎮運動會、元宵大巡游、廣場舞比賽等大型活動中展示風采、奪得大獎。

與此同時，作為全鎮首批市級文明（標兵）村、文化建設達標（先進）村——浮崗村的籃球、棋牌、健身等文體活動廣泛開展，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引領著村民們的精神、也陶冶著他們的情操。

客家黃酒——釀出生活甜滋味

勤勞淳樸的客家人熱情好客，素有自釀家酒用于節慶或款待客人的習俗。在清溪，客家釀酒已有400多年的歷史，與客家山歌、客家麒麟并稱為“清溪客家三寶”。浮崗婦女的釀酒技術可謂遠近聞名。作為清溪客家釀酒第45代傳人——張鳳英大姐的名氣最大。年過花甲的張大姐年幼時受母親影響對釀酒產生了濃厚興趣，她釀的酒也令大家贊不絕口。于是村里人逢年過節或婦女生孩子都愛請她幫忙，這一釀就是幾十年。

張大姐家的釀酒工具很簡單：兩口大鍋、一個蒸籠、幾個簸箕和一個大瓦缸，但這已是清溪保留最完整的釀酒器具了。張大姐的釀酒工藝也不復雜：首先把糯米洗干凈，再把米放入缸中浸3到4個小時，之后將米撈起來放入鍋里蒸，蒸好后把飯打出來，讓其自然晾涼后，加入酒餅、紅菊、米酒、蒸過的黃精、首烏、紅棗和涼水攪拌后全部放入大缸中密封發酵，約一個月后打開酒缸，一股濃濃的米酒香味頓時就會飄滿房間，令人陶醉。因為所加配料等原因，這種客家釀酒呈暗黃色，具有舒筋活血、驅寒保暖之功效，大家稱它為“客家黃酒”。

據說，現在在清溪能熟練掌握“客家黃酒”釀酒技術的人已很稀少，而張鳳英大姐和她的女兒則是少數幾個傳承人之一。為保護這一民間技藝，我鎮“客家釀酒”已成功申報了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張鳳英大姐和她甜甜的“客家黃酒”也將香飄得更加久遠……。

松崗村位于清溪鎮北端，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優越，全村總面積3.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55人，外來人口約1萬多人。

改革開放以來，松崗人民在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帶領下，充分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抓住機遇，狠抓基礎設施建設，積極開展招商引資工作，海內外客商紛紛前來投資置業。目前，全村引進外資和“三來一補”工廠企業44家，以五金、塑膠、鞋業、電子等行業為龍頭的產業集群已初步形成。2008年村組兩級集體總收入達1390萬元。村民養老、醫療、糧食補貼等福利待遇一應俱全。

經濟建設取得豐碩成果的松崗人民，精神文明建設同樣取得了驕人成績。近年來，松崗村在鎮委、鎮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大力發展經濟和不斷推進各項社會事業的同時，著力推動文化事業全面發展，先后獲得“廣東省衛生村”、“東莞市衛生村”等榮譽稱號。村民在教育、文化、體育等方面的素質顯著提高，全村治安狀況得到廣大客商和新莞人的贊譽。

一、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今天晚上不用加班。”在松崗又福制傘廠工作的小陳興致勃勃地脫下廠服、換上新衣，今天她已經和那個靚仔老鄉約好，一起到松崗休閑公園去跳舞。松崗休閑公園位于松崗西村村民小組集才路旁，從又福廠過去幾分鐘就可以走到，公園占地面積12000萬平方米，園內綠樹成蔭、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每天都會有來自合冠廠、又福廠等工廠的員工組織跳舞活動，還有松崗村老大媽跳的健身舞，公園內樂曲悠揚、舞姿蹁躚，每晚都會吸引不少村民和附近居住的新莞人前來觀看。

地處我鎮北端的松崗村，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優越，寬闊的上元路和北環路在村中交匯，全村總面積3.9平方公里，擁有外資和“三來一補”工廠企業44家，以五金、塑膠、鞋業、電子等行業為龍頭的產業集群已初步形成。2008年，松崗村組兩級集體總收入達1390萬元，人均13721元，早已跨入富裕村行列。而解放前，松崗卻只是個貧窮的小山村。

說起解放前的日子，現年70多歲的張伯記憶猶新。“那時候全國上下都一樣，就是一個窮字。松崗村本來面積就不大，又靠山，村里耕地就沒有多少畝。”張伯說，“解放前后戰亂頻頻，能養活自己都不錯了。實在沒辦法了，村民們就到山里面尋找食物，張網捕鳥，到三坑水庫和大坑水庫捉魚等。”到上世紀60年代，又遇上三年自然災害，嚴重的干旱讓松崗村里的農作物顆粒無收。迫于無奈，部分村民開始“逃港”。特別是60年代中后期，走了一部分年輕的勞動力，村里農業生產陷于停滯。“當然，”張伯說，“改革開放以后，昔日匆匆離去的這批人現在又回來了。”

二、溫故知新富而思進

1949年10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特派員葉鋒率領的先頭部隊開進清溪，清溪鄉人民政府接管政權，清溪宣告解放。解放后，和全國所有村莊一樣，1950年松崗村成立農業協會，開始搞土地革命，后來又成立農業合作社，“生活和解放前相比有了一些改善。”現年70多歲的張伯說，解放前都是租別人的地種，還要交租，剩下的根本不夠自己吃。何況松崗村鄰山，和清溪其他村相比，耕地相對缺乏。

1980年，松崗村實行分田到戶政策，“這個政策實行后，提高了村民的積極性，再也不用每天喝稀飯過日子了。”過年時，家里也寬裕了許多，自己養的雞鴨，宰上幾只，日子過得其樂融融。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起步，1980年，松崗村的第一家工廠——永強五金廠正式進駐，邁開了松崗村工業化的第一步。

“當時永強五金廠規模比較小。”松崗村支部書記張何運說，當時這家廠只有40多人，面積也不大，主要是自己村內的人進去做事。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永強五金廠已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擁有員工600多人的大型五金廠了。

永強五金進駐松崗村后，松崗村引進外資的序幕開始拉開，到1997年，松崗村共引進外資廠15間，包括五金、紙品、鞋業、制衣、制傘等行業。至當年年底，村組兩級總收入448萬元，純收入362萬元。村組兩級經濟總資產為1466元（其中村小組總資產為309萬元），比90年經濟增長11.9倍，凈資產為1169萬元，人均收入4179元。到了2000年，村組兩級總收入達599萬元，純收入為436萬元。全村總資產1562萬元，比1997年增長6.55%，人平均收入6189元。

進入21世紀后，改革的春風席卷神州大地，松崗村組經濟也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在村黨支部帶領下，松崗村呈現出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廠房建起來了，路網規劃好了，松崗開始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華麗轉身。在這個依山傍水的村莊內，不斷有外來企業進駐。至2004年底，全村共有外資工廠42間（其中包括個體民營企業9間），主要以加工為主體，涉及電子、五金、制衣、鞋業、雨傘、塑料、紙品等行業，產品遠銷世界各國。2004年，村組兩級經濟總收入為966萬元，比2003年增加174萬元，增長22%。純收入801萬元，比2003年增加144萬元，增長22%。人均收入為9538元，比去年增865元，增幅9.97%；總資產2356萬元，凈資產1497萬元，總資產和凈資產分別比2000年增加794萬元和231萬元，分別增長51%和18.2%。

三、金融風暴積極應對

然而，經濟的高速發展因為金融風暴的不期而至發生改變。2008年，受世界金融風暴影響，松崗村內部分企業在經營方面出現一定的困難。面對嚴峻形勢，松崗村上下團結一心，始終堅持以經濟工作為中心開展各項工作。村委會積極協助各企業，幫助企業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并深入查找發展中的差距和不足之處，大力鼓勵企業在條件許可的前提下積極轉型，協助企業發掘市場，參與競爭。松崗村以收取各工廠企業的綜合管理費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因此，維持企業正常經營，是維持村經濟收入的一項重要工作。2008年松崗村村組兩級經濟總收入為1390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42%，其中村級收入為684萬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萬元，增長率為0.44%，組級收入為706萬元，比去年增加27萬元，增長率為3.98%，村組兩級純收入為1057萬元，其中村級純收入為442萬元，組級收入為615萬元，比去年增加3萬元，創造了在金融風暴形勢下依然保持增長的驕人戰績。

與此同時，松崗村領導班子認真梳理和整合松崗村可利用資源，周密考慮，合理利用，提高可利用資源效益，同時借助北環路的優勢，積極與各級相關部門協商，在不影響北環路周邊市容市貌的情況下，盡力爭取劃回可利用的商住用地，提高集體經濟和發展第三產業。

松崗村原同建泰廠的廠房，經過村領導班子與商家的協商，已經基本達成協議，將該廠房原工業用途改為商業用途，進行開辦商業購物中心。開辦商業購物中心收取的管理費比原廠房收的管理費相應增加，該商業購物中心正式開始營業后，將為松崗村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進一步繁榮村組經濟。

促進經濟社會雙轉型、打造和諧富強新松崗的目標任重而道遠。“松崗村將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項工作，在確保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工作力度，積極吸引高新技術企業前來辦廠，急企業之所急、想企業之所想，用優質、高效的服務為海內外客商服務，共創松崗的美好明天。”談到松崗村今后的經濟發展方向，村黨支部書記張何運滿懷信心地說。

上元村，位于清溪中心區北部，地處銀屏山下。總面積4.3平方公里，轄有4個村民小組，四個自然村傍山而建。283戶，當地人口為907人。

改革開放前，上元村因地處偏僻，山多地少，交通十分不便，兩級經濟薄弱。改革開放后，因發展緩慢，曾被鎮政府列為“扶貧村”。然而，上元村人擁有窮則思變的勇氣和打翻身仗的決心。修路通車，加強對外資企業配套服務，改善投資環境，1997年，終于在一年之間摘掉扶貧的帽子，駛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

如今，在解放后的60年里，上元村人一直生活的這片土地發生了深刻變化：第一條水泥路在這里建成，第一個工業區——銀坑工業區拔地而起，南下淘金的人們每天在這里摩肩接踵尋找機遇，環境整治正在讓這里煥發新的活力……在新老人物和故事交匯的上元村，正是新中國成立60年的一個生動縮影。

逼出來的“路”，逼出來的“坡地工業”

“雨天似膠，晴天如刀，走路閃腰，騎車摔跤。”這句順口溜是上元村以前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生活艱難的真實寫照。如今，這里已是“晴天不揚灰，雨天不換鞋”，寬廣的水泥路面向四處延伸，路上車來人往；道路兩旁，店鋪、工廠鱗次櫛比……這里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余王生今年80歲，是上元村的老干部，他的容顏，經歷了歲月滄桑的雕琢和洗禮。解放初期的歷史讓他一生都無法忘懷：“從前，交通條件極差，不管路途多遠，都只能靠一雙腳。只有鄉村小路可以走，路邊的牛筋草1米多高，大人不小心都會摔跤。最怕下大雨，只要一遇到下雨，小路就泥濘不堪，路上到處是光腳板印，雨天出門，那可真是難啊！”

由于交通不便，地處偏僻，直到1987年上元村才引進第一間對外廠——港商的聯合五金廠。原以為是一個好的開始，然而事情的發展遠沒有想象中樂觀。由于山多地少，資金短缺，投資環境改善得慢，1987年到1990年，只有零星的幾家外資廠進駐。

上元村的干部們開始明白，道路是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必須把路給“逼”出來。在鎮政府開拓北部山區工廠的啟動下，上元村干部帶領群眾，配合鎮政府，把從東部山腳下的上官倉村至鎮府新建的1000多米長的山路填平、加寬。水泥路一條條修成后，至1996年，陸陸續續地共引進了6間外資廠。可這6間廠的廠房總面積只有2萬多平方米，在廠職工不夠1000人，經濟效益不大。據統計，1996年全村的總收入只有140萬元，因為不足200萬元，被鎮政府列為“扶貧村”。

上元村人不愿泄氣，決心加大改善投資環境力度，逼出“坡地工業”。1997年，上元村干部把上官倉村西邊的那片山坡地、高崗田推平，推山填坑，平整出25萬多平方米的工業用地，開辟出“銀坑工業區”，希望借此能把更多的外商引進來投資辦廠，給上元村聚集豐厚財富。終于銀坑工業區不負眾望，當年就引進了駱恒電子廠等4間外資廠，其中興信電子廠大廠房面積15000平方，等于1996年前原有的6間外資廠廠房面積的3/4。這一年，村組總收入達246萬元，比1996年增加106萬元，增長75%，一年脫貧。

一年脫貧，給了上元村的干部和群眾極大的鼓舞。他們馬不停蹄，完善路、水、電、標準廠房等基礎設施，1998年又引進萊運電子玩具廠、環英制線廠、榮興膠帶廠、立威高爾夫球玩具制品廠和毅力工模廠等5間外資廠。一年引進的外資廠數，等于1991年至1996年6年引進數的總和。隨后，其它的來料加工合作項目如雨后春筍般落戶上元村，2008年，上元村共有30多間對外廠，村組兩級總收入達到了1347萬元！

環境整治，享受城市文明成果

“解放前，住瓦房，潮濕悶熱又無光；新時代，住樓房，環境優美勝天堂。”提及今昔生活的對比，上元村村民會愉快地哼出這句順口溜。自上元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的經濟發展了，村民也富裕起來了，群眾的生活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回憶解放初期的住房條件，老干部余王生感嘆萬千：“那時家家戶戶住的都是那種簡易的瓦房，地面用泥巴鋪平；墻壁用泥磚砌成，稍微用石灰燙白一下算不錯了。整間房子只有1個窗，上面搭幾條鐵絲圍住，房子不通風，又潮濕。”

“現在的瓦屋都沒有人住了。”余王生講到這里，興奮起來，“家家戶戶都建起了樓房，家里收拾得都很漂亮，廚房干凈衛生，做飯、炒菜都用煤氣或電磁爐，不再煙熏火燎，方便得很……”聽著老干部余王生的娓娓而談，記者看到展現在眼前的，是筆直平坦的水泥路，散發著新時代氣息的樓房掩映在綠蔭當中，一輛輛轎車向前駛去，在這里你再找不到農村的感覺。

與此同時，南下前來尋找發展機會的外來人口大量涌入上元村尋找棲身之所，人數多的時候達到1萬多人。村民們原先自建的樓房也在這股尋租熱潮中，拆了蓋，蓋了加，紛紛將房子出租給打工者。“我們這些以往以種田為生的農民，都成了房東了！”村里的“80后”小余說起現在的好日子難掩興奮。

和其他村的城市化發展一樣，上元村也走了這樣一個相似的過程：改革開放后，這個曾經山青水秀的村莊，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為美化村內環境，改善村工業投資環境，上元村拉開了環境整治工作的帷幕。

近幾年來，為確保環境整治工作的順利進行，上元村先后召開村、組兩級環境整治工作專題討論會，在健全“整治”機構上，明確職責分工。為美化村的生活環境，完善工業基礎設施配套，2008年以來先后投入資金累計20多萬元用于綠化、美化和環境改造。在硬件投入的同時，還加強對環衛隊伍的管理，增加環衛隊員的人數，建立完善環衛工作操作規章制度，劃區分工落實人員責任，有效地美化、綠化村內環境。另外，為使村民形成文明生活習慣，村里還派出衛生監督員和治安隊員在商鋪、工廠區執勤檢查衛生，對主要道路的衛生狀況進行監督，提高全民衛生意識。

在基礎設施建設上，2008年建設“龍嶺公園”，面積約30畝，地處村中心地點，為現在村委會辦公樓的所在地，山的周圍有4棵上百年的古榕樹緊依山腳，及有幾百年歷史的龍嶺古廟，東邊為北環公路，坐北朝南，綠樹成蔭，是村民和外來工休閑、活動的好場所。每天早晨，在公園內，處處可聞悅耳的鳥鳴，還有那神態安祥的老人在綠樹叢中晨練——這成了上元村的一道新的靚麗風景線。

重河村座落在清溪鎮北面，轄區面積8.4平方公里，下轄10個自然村。新中國成立60年，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只是彈指一揮間，然而，重河村卻發生了滄桑巨變：從農業耕作為主的小村莊，到六七十年代的“逃港潮”，到改革開放后廣開渠道招商引資，率領村民走上富裕之路……

曾幾何時，吃飽穿暖是多少村民最渴望的事情；曾幾何時，買米買肉買油買布也要起早排隊憑票證；曾幾何時，看場露天電影也是一種奢侈。而現在，漂亮舒適的住宅小區、高檔時尚的購物廣場、暢通便捷的交通運輸網，還有各式各樣休閑娛樂設施……這些村民們曾遙不可及的夢想，都變成了真實而鮮活的現實。2008年，戶籍人口2600多人的重河村，村、組兩級經濟總收入達2100萬元。村民們生活的這個村子，面貌日新月異，吹響了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全面發展的號角，且日趨嘹亮……

“逃港潮”的苦澀記憶

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一個普遍貧困的年代，重河村的發展自然也跳不出歷史的主旋律。

重河村老書記王志明嘴邊泛起一絲苦澀，回憶說：開放改革前，重河村有耕地面積2300畝，村經濟收入僅靠傳統的種植水稻、花生、甘蔗等，大家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日子頗為艱難。然而，生性勤勞而靈活的重河人,卻有著他們的獨到之處,“當時，村里的人，不僅僅滿足于種地，會悄悄地搞起種菜、養豬等副業，等于又多了一筆小小的收入。所以村里的一年的收入有1萬多，比起清溪其他村，算是比較好的了。”

盡管如此，溫飽仍是最大的問題。在饑餓面前，許多村民萌生了去意，以茫茫夜色為掩護，摸上運牛、運豬的專列貨車甚至藏在列車水箱中，冒險隨車逃往香港“撈世界”。老書記王志明道出了兩次“逃港潮”對這個村子的強烈沖擊。

第一次“逃港”高潮發生在建國初期，當時正好趕上三年大災荒，村民們饑一頓飽一頓，很多村民得了水腫病，甚至餓死了人，村民們感覺生活完全失去了希望。1962年4月，僅河柏橋這一個自然村，就陸續走了64人，往日生機勃勃的村莊一下子沒有了炊煙，到處漆黑一片。由于跑出去的大都是精壯勞動力，導致生產隊長派工都很困難，土地荒廢嚴重。

第二次“逃港”是在70年代末的幾年，正逢香港騰飛之際。由于農村生活單調枯燥，村民們對香港產生了一種神秘之感。于是，許多村民經歷千辛萬苦，甚至有人冒險0連命也搭上，只為奔向他們憧憬的“人間天堂”。“當時主要是年輕人往香港跑，其中，楊梅坑村就有八九成年輕人跑過去了。”

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流失了，大片的土地丟荒了，重河村民仍然沒有擺脫一個“窮”字。清溪的河水緩緩地流，流淌著人們的種種哀傷……

改革推動下的騰飛

歷史正在翻開新的一頁，重河村新的時間維度開始了。

1979年，春天的旋律終于奏響，隨著小平同志在南海邊畫下了一個圈，改革開放的序幕拉開了。有了政策的支持，腦子活的重河村人，不再滿足于種地收入，他們利用其毗鄰香港的優勢，積極引進外資企業。1980年，一位重河大隊的干部介紹了清溪第一毛織廠的一位港商前來洽談辦廠事宜，第一次與港商打交道的重河人抓住了機遇，雙方交談甚歡、一拍即合。通過多次交談，雙方共同商定利用舊大隊部的磚瓦房，辦一間來料加工企業，設備由大隊出錢買，港商運進原料來加工。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重河毛織廠”就在鞭炮聲中熱熱鬧鬧地開張了。重河村委會主任楊德文告訴記者：“當時，毛織廠有員工100多人，解決了本地部分農村男女青年的就業問題。后來，我們擴大廠房，員工增加到200多人。”

緊接著，其它的來料加工合作項目也陸續落戶重河村。“在80年代，經濟發展較慢，從1980年到1990年十年間，我們重河只引進了7間外資廠，其中只有2間廠房是自建出租給港商，其余5間是轉讓土地給香港老板建廠房，都是規模較小的毛織廠、玩具廠等。當時，管理區的集體純收入不足100萬元。”村委會主任楊德文說道。

1992年，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鼓舞下，在鎮政府大開發的啟動下，重河管理區也掀起了大開發熱潮。就在這一年，重河管理區在開發工業用地較多的河柏橋村建立了銀河工業區，其占地面積22萬平方米。銀河工業區的建立，極大改善了投資環境，大大增強了對外資的吸引力，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據統計，1996年，村組共引進外資企業18家，有毛織、五金、鞋業等行業，村組總收入175萬元，純收入130萬元。到如今，重河村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廣開渠道招商引資，共引進外資、民營等各類工廠企業51家，2008年，村組兩級經濟總收入達2100多萬元，是1990年的21倍！與此同時，村民們還可以出租房子賺取租金，生活日漸紅火起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樹仍舊是那些樹，人也還是那些人，可重河村卻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貧窮落后的重河村了。在這片曾經貧瘠的土地上，重河村人從此走上了幸福的康莊大道。

“綠色”與文化也是生產力

據了解，靠廠房出租的固有模式來實現集體經濟增長的空間已越來越窄，如何利用現有資源拓展發展空間，是重河村人今天面臨的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我認為，我們重河的發展潛力是很大的，關鍵是找準新的發展路子。”重河村支部書記楊育輝很堅定地說。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與山水相伴的生活，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竟日漸成為一種奢望，尤其是對久居鋼筋水泥的都市人來說，真正的山水田園生活，尤為難得。因此，加強文化建設，營造舒適優美的生態環境，成為重河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河村支部書記楊育輝介紹說，近兩年，重河村結合實際情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加快轉變集體經濟發展方式，爭取在鎮政府的支持下，通過土地置換，盤活閑置土地，提升整體綜合效益，促進先進制造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的發展；配合北環路、清溪湖和森林公園的建設，引導并加快發展商業服務及生態文化旅游等現代服務業。

另外，重河村還逐年加大文化投入，不斷完善文化設施，2002年，完善重河文化公園各項設施，將其作為標志性休閑公園的規格進行升級改造；2008年，投入150萬元在楊梅崗建設文化活動中心，建筑面積達900平方米，成為全村老、中、青少年喜愛的康樂場所。重河村還加強文體團隊建設，先后組建了婦女舞蹈隊、歌唱隊、籃球隊、麒麟隊等一批群眾參與性較高的活動團體，得到了廣大村民的大力支持和踴躍參與，并經常性組織各類文化活動。“我們村的團隊，參加鎮內各項文體文化活動都能拿到很好的名次回來呢！”婦女舞蹈隊的成員之一楊大姐無比自豪地說。

清廈村緊鄰鎮中心區，地理位置優越，下轄鹿湖壩、老圩和廈屋村三個自然村，面積2.3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510人，轄區內有外資、民營企業33家。2008年清廈村、組兩級集體經濟總收入2857萬元，農民年人均純收入近2萬元。

近日，記者來到清廈村。走進村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幢現代、氣派的村委辦公大樓，村內街道整潔美化，綠意濃濃，村民其樂融融，一片和諧幸福生活景象。村干道兩邊店鋪林立，人頭攢動，各類生活服務設施一應俱全，村民們早已完全擺脫了依靠種莊稼維持生活的傳統生活方式，住上了高級的小洋樓，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盡情享受著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生活窮困村民溫飽不保

解放初期，清廈村人口不到1000人，1200多畝貧脊農田。全村村民都居住在破舊、矮小的磚瓦房里，人均住房面積不到10平方米，村內道路都是泥巴路和石頭路。村民們以務農為主，農閑時間打柴、經營小買賣等補貼家用，一年辛苦到頭，只能勉強維持家庭生活。

今年63歲的清廈村老書記王志明、73歲的退休主任曾壽雙和84歲的老人曾觀宋向記者談及了以往困苦生活的點點滴滴。三位老者對新中國成立60年來清廈村的巨變總是滔滔不絕，對比今昔的生活有著道不完的感慨。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清廈，與當時全國上下一樣，遭遇了最困難的時期。村民的溫飽問題成了當時最大最緊迫的問題。“當時能吃的東西基本上都被拿來吃，如米糠、木薯、甘蔗糠、香蕉頭等作為食物用來填肚子，很多村民得了嚴重的水腫病。”清廈村老書記王志明苦笑著說。民以食為天，由于嚴重缺乏食物，很多年輕的村民們開始冒險出逃，紛紛0香港。王志明說：“1960到1962年，清廈村的很多青壯年0香港，當時人口1300多人的清廈村，前后形成三次0潮，共有800多名青壯年0去了香港，就連當時生產隊的隊長也0去了香港。大部分青壯年勞力的流失，導致很多農田沒人耕種，當時1200多畝的耕地，幾乎到了荒廢地步。”

屋漏偏逢連夜雨。青壯年勞力的流失，耕地的荒廢，更加導致村民的饑荒，當時的村民們沉浸在饑寒交迫的生活之中。

招商引資從“會堂”經濟開始

時光進入20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地迎來了發展的春天。久旱逢甘霖，在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敏銳的清廈人開始萌生思變，開始通過招商引資，追求向往已久的新生活。

上世紀60年代0去了香港的清廈人成為了旅港華人華僑，他們對建設家鄉的熱情依然不減。在港商的帶領和推薦下，1987年清廈村第一家港商企業——清廈膠花廠投產。這個港商企業當時選擇落戶清廈，據說是看中了當時清廈村沂光小學的舊校舍作為廠房，清溪又鄰近香港，而且勞動力和租金又便宜，于是以每平方米5元/月為租金，租下了這個450多平方米的舊校舍做工廠。這個投產時只有75名工人的來料加工廠，一年下來為村里集體經濟增收達24000多元，而且村民們還可以去工廠上班掙錢補貼家用。這讓當時全村全年收入只有6000——7000元的清廈村嘗到了甜頭。1989年，時任村支部書記的王杰明帶領村干部四處托人介紹推薦外商到清廈投資設廠，很快一些舊校舍、祠堂、會堂等場所都成了外商初期的廠房，而清廈村也開始積累了原始資本。

九十年代初期開始，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黃金時段。清廈村在經過了前期的“會堂”經濟之后，很快便呈現出來發展難題——廠房不足。如何解決這個燃眉之急，還真是急壞了時任村支書的王杰明。由于資金不足，而當時金融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也不能在銀行貸到多少款。而更讓他痛苦的是，好不容易籌集到資金，平整好了土地而因為清廈村緊鄰鎮中心，清廈村的土地大部分被政府征收，政府統一規劃土地使用，不能建廠房。而政府劃撥的土地因為手續等原因遲遲未到位，擁有土地資源卻不能放開手腳發展工業的清廈村，只能眼睜睜看著周圍兄弟村的快速發展。

工業立村奮勇奔小康

1997年，接手掌舵清廈村的王國平書記上任。沉寂多年之后的清廈村在政府劃撥土地確定之后，終于迎來了一-發展。當時王國平接任的清廈村還沒擺脫東莞市貧困村的帽子。“當時市扶貧辦還專門駐扎在村委辦公樓內。”現任村支書王國平笑道。如何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奔小康，成了王國平和村委的第一緊急要務。與此同時，政府劃撥的土地已經逐漸確定到位，于是在三中、謝坑、重河、三星、鐵松等村都有政府劃撥給清廈村的工業用地。這下可好了，土地有了！真正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的王國平，迅速帶領村委干部開展實施他的“工業立村”計劃，實施政府劃撥土地到位一點，發展一點；采取一邊平整土地，一邊招商引資的兩手抓措施，希望追趕上周邊兄弟村的步伐。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府劃撥土地有了，沒有足夠的資金怎么辦？必須解決資金問題！于是王國平在那段時間大多都是奔波于政府和銀行之間，一方面爭取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向銀行貸款作為發展資金。“當時銀行貸款不容易，貸款體制大不如現在完善，貸款要分好幾次，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一次貸款二三百萬元，不好的時候一次只能貸款幾十萬元。我記得最少的一次貸款額度是40萬元。”說起那段籌集資金的困難史，王國平至今記憶猶新。

1998至1999年，清廈村迎來了第一輪的大發展。這年，清廈村對全村的土地進行了統一規劃，并抓住“建設商住小區鎮級示范點”的機會，充分發揮鄰近鎮中心區的地理優勢，將清廈村的閑置土地轉為商業用地——建設清廈商住小區。清廈商住小區的29套商住房成功實現對外公開發售，籌集資金達500多萬元。此外，又在銀行貸了部分的錢，在青漁路建設了三棟面積達34000平方米的廠房，并順利實現招租。

2000年，清廈村組兩級收入達800多萬元，比1978年全村全年6000——7000元的收入增長了800多倍。這一年，清廈村終于摘去了東莞市貧困村的帽子。

2005年清廈村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清廈村投資5000多萬元在三中村金龍工業區和謝坑村建設了11棟廠房，建筑面積達8萬多平方米，并迅速實現招租。2005年清廈村組兩級總收入突破2000萬元大關，排名從1999年之前的貧困村躍升至全鎮第四名。

集體經濟實力的躍升，帶動了全村文化、衛生、治安、計生和村民素質等全方位的大發展。多年來，清廈村先后獲得了系列榮譽：2007年被評為“東莞市衛生村”，2008年被評為“廣東省衛生村”，2008年全村基本實現“年內社會治安持續好轉”的目標。

鐵松村地處清溪東南部，轄區面積為5.6平方公里，下轄10個村民小組，戶籍人口2500人，新莞人約15000人。改革開放前，鐵松村經濟以農業為主。改革開放后，積極改善投資環境，引進企業，逐漸由農業向以工業為主轉變，發展至今，擁有外資、民營企業約60多家，為新莞人和村民提供大量就業職位及經商機會。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村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鐵松村堅持以改善人居環境為目標，順利展開并完成了階段性的舊村整治工作。隨著整治工作的展開，居住環境、基礎設施、公共管理等都有了較大的改善，村容村貌煥然一新，一座充滿朝氣活力、現代氣息濃厚的鄉村屹立于世。新中國成立60年，鐵松村民祖祖輩輩精耕細作的這片土地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村改革走出了一條幸福的小康路。

歲月留痕饑餓窮困中掙扎

每天午飯后，69歲的老人黃連香就會走出家門，來到剛建成不久的老人活動中心，或玩玩健身器材，或“楚河漢界”對弈一番，或與人圍在一起打打撲克，或與知己朋友閑聊……她高興地對記者說：“現在我們這些老人真的很幸運啊，不愁吃不愁穿，還有地方玩，好像天天過年一樣。”說到這些，她的臉上露出了幸福滿足的笑容。

黃連香對解放前的生活有深刻的印象：那時候，鐵松是地地道道的農村，村民年年重復著同樣的故事：只求溫飽，無所追求。周圍除了水田坡地，再看不到其他新鮮的東西，因為村里沒有一條像樣的馬路，進進出出只能步行在泥濘的羊腸小道上。家家戶戶住的是泥坯房，能住上墻面稍微刷白一點的瓦房算是很好的了。“在我小的時候，吃的是番薯、米糠，但還是吃不飽。”她說，過年是每個人所期待的，因為過年的時候才可能吃上點好的，穿上點新的。但是當時動蕩的社會環境下，過個好年只是大部分人的美好愿望，更多的人只能為了過年的吃穿而發愁。

解放后，家家戶戶分了田。村民們每天起早貪黑，又苦又累地忙個不停。田地里的莊稼一天天茁壯成長，村民們的生活勉強過得去了，但更多的村民是省吃儉用地挨日子，家里難得傳出歡聲笑語。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鐵松人辛苦勞作一年所得也是極其菲薄。66歲的黃伯伯曾經在鐵松生產隊做了十幾年的會計，“當時生產隊一年的總收入只有1萬，卻要養活160多口人。”他感慨地說，鐵松村人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都窮怕了。

改革開放千樹萬樹梨花開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1978年起，如火如荼的改革浪潮席卷華夏大江南北。鐵松村村民也“蠢蠢欲動”了，抓住這千年難求的大好機遇，以戰略性眼光建設家鄉、拉動經濟，帶富人民，村民的生活一天一個大變樣。

1985年8月，鐵松村引進了第一家工廠——鐵松毛織廠。鐵松村委會主任李偉文告訴記者，當時村里把一間舊學校改建成工廠宿舍，還拿出錢來投資蓋廠房，租給了清溪第四毛織廠的一位香港老板開廠。工廠的開設為村民提供了就業機會，村民們紛紛“洗腳上田”。黃先生是第一批進廠的工人，“當時能進廠工作是一種幸運啊，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后一起吃飯、交流，過得很開心。到了月底，少的能拿到一百，多的時候還能拿到兩三百塊，比耕田好啊！”

村民深知，要想吸引更多的人來鐵松投資，必須擁有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三通一平”，即水、電、路要通，土地要平。1991年，鐵松村決定到清溪信用社貸款，大搞工業用地開發。陸陸續續地，五金廠、塑料廠便如雨后春筍般涌現。1997年，更是鐵松村經濟騰飛的一年。一時間，工廠企業蜂擁而至，當年就進駐了外資、民營企業共30多家。工廠的林立吸引了大批的外來打工者，他們不但為工廠創造了利潤，其飲食起居也為當地村民帶來了不少收入。不久，村民們自建的多層小樓拔地而起，“那時候，村里幾乎天天都在變化，誰家蓋樓了，誰家來新租客了，都奔走相告呢。”回憶起當年的日子，黃伯伯難掩興奮。

到如今，鐵松村擁有大大小小的工廠企業60多家，其中上規模的企業就有二三十家。2008年，鐵松村也受到了全球金融海嘯的沖擊，為幫助轄區內企業解決困難，維持鐵松企業的穩定發展，鐵松響應政府“經濟社會雙轉型”政策，積極推進村里的產業結構調整，將位于鐵松路紅綠燈旁原來的一塊約8000㎡的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地，投入資金600萬元建立“鐵松農貿綜合市場”，并于8月落成投入使用，大大帶動了鐵松村經濟發展。2008年全年村級總收入達1410萬元，組級總收入也達到了1324萬元。

與此同時，鐵松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漸發生變化。村民雖然沒有了田地，但村民的生活卻像芝麻開花一樣節節高，生活質量與過去比簡直是“兩重天”。寬敞的馬路直通家門口，家家戶戶擁有自來水，小轎車走進尋常百姓家，村民的購物選擇是多種多樣。乘著改革開放之風，鐵松村實現了從貧窮到富裕的巨大跨越，歷史的滄桑巨變在這里得以完美演繹。

舊村整治笑看桑梓展新顏

不可避免的，經濟的飛速發展，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了沉重壓力。“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村里的河水是多么清澈啊！”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黃伯伯只留回憶和惋惜。

鐵松村委會主任李偉文告訴記者，為努力營造有利于社會全面發展的良好環境，村委會一直將投資環境和經濟建設齊抓共管，堅持以改善人居環境為目標，有步驟地開展舊村整治工作。

自開展舊村整治工作以來，2008年村里投入一筆資金搞好茅輋水庫旁鐵松工業園園區道路的清掃、保潔及“牛皮蘚”的清理，面積約17500㎡，進一步改善整體村容村貌；完成公園整治、新建共3000多㎡，投資350萬元，有完善的休閑設施、表演舞臺、健身步行徑、燈光籃球場和老人活動中心；在鐵松村委會的大力宣傳下，缸廠村民小組在2009年6月開始舊村改造工作，改造面積約15000㎡，拆除舊房屋約3000㎡，預計投資800萬元；村委會還整治河邊人行道、修建護欄扶手及綠化約800米，投資50萬元；千秋嶺村小組、禾長崗村小組、鐵矢嶺村小組、小近布村小組、松元圍村小組已完成硬底化村道，投資約300萬元。

如今，混凝土公路已通到每個自然村，主道路兩旁都有園林式綠化，大大地改善了投資環境，群眾的居住環境明顯得到提升，整治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鐵松村民正在整裝待發，向綠色自然村的建設目標邁進。

原汁原味的鐵場

山青水秀的清溪

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大花園

21個村（居）

猶如21朵

美麗的鮮花

沐浴60年的雨露陽光

在清溪大地上

綻放出醉人的芬芳……

改革開放的清溪

是一個經濟騰飛的大舞臺

60年的風華歲月

30載的精心呵護

撩開時空的幕布

向我們款款走來的鐵場

依然淳樸清新自然

貌美如初……

一、廣緣庵的記憶

位于清溪鎮北面，銀瓶山腳下的鐵場村，面積7.3平方公里，人口760多人，是清溪進出惠陽的交通門戶，也是惠陽、東莞、深圳三地的交匯點。

鐵場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鐵場廣緣庵，是建于明朝的佛教寺院。在上個世紀的40年代，我國抗日戰爭進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位于惠東寶三地交界的鐵場村成為廣東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東江縱隊的活動據點。廣緣庵被作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路東干部培訓基地，譽為“革命的小延安”。是它，見證了鐵場人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國共兩黨關系走向了破裂。國民黨消極抗日，殘忍絞殺我抗日軍民，激起了粵東人民的強烈憤慨。處于戰火硝煙中的鐵場人民積極投身革命，英勇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韓源聰烈士便是其中的一位。

據鐵場村老人們說，韓源聰10多歲就參加了革命，在香港時與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被黨組織派回家鄉鐵場負責抗日游擊隊聯絡工作、組織訓練自衛隊和發動群眾參加革命。由于他工作出色，使抗日游擊隊在鐵場得到了群眾很好的掩護。但由于叛徒的告密，韓源聰多次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追殺，最終在自家老屋后被捕，并被押往惠陽廖屋。在押期間，韓源聰始終咬緊牙關，沒有向敵人告過一次饒。臨刑時刻，他高呼著“共產黨萬歲！”慷慨就義，時年僅24歲。

一個人倒下了，更多的人拿起了武器。他們有為革命犧牲的交通聯絡員高仔，有帶領婦女支持革命的婦女隊長黃三，有游擊隊聯絡員韓伙興、李嬌、呂志遠、韓亞周……。在鐵場，還有更多的無名英雄，他們將自己的青春和熱血獻給了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們的鮮血染紅了這片土地。

60年過去了，廣緣庵依然矗立。1982年，廣緣庵被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在鐵場，在古庵旁，每當說起戰爭年代的事，說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人，鐵場的老人們就會哽咽唏噓；一提起他們的先輩，鐵場的子孫們則是滿臉的驕傲和滿心的景仰。

二、原汁原味的鐵場

鐵場人的犧牲和奉獻，不僅體現在硝煙彌漫的革命戰爭年代，更體現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之中。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后，改革開放的洪流席卷了南粵大地。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短短10多年，清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廠林立、樓宇高聳、車水馬龍。而一坳之隔的鐵場卻山還是那些山，田地還是那些田地。

有臺灣老板翻過山來，眼前一亮：四面環山，狀似橢圓盆地的鐵場，如鑲嵌在清溪的一塊翠玉。老板雙手一拍：我就在這里建工廠！

鐵場人有些坐不住了，他們找到了村干部，村干部又找到了鎮干部。

“鐵場是清溪的飲用水源保護區，也是農田保護區，鐵場怎么能建工廠呢！”

答案讓鐵場人感到光榮，也有些失望。

鐵場人是淳樸的，他們明白自己肩上的重任；鐵場人也是聰慧的，他們不想停留在工業化進程之外。他們以土地對外包租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也呵護了這片土地。他們越過竹山坳，進機關、進單位、進工廠，有的還在鎮上做起了生意……他們白天到幾公里外的鎮上上班，晚上回到空氣清新的鐵場休憩，他們又找到了新的平衡點。

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當富裕起來的人們更加注重生態環境、追求生活質量的時候，鐵場人驚喜地發現：自己的家園竟然就是一塊風水寶地！

是堅守，收獲了美麗！

如今的鐵場人說起自己的鐵場，不再是悲觀滿眼，而是欣喜有加。

鐵場人說：鐵場的山好！

鐵場背靠東莞最高的山——銀瓶山脈。銀瓶山終年云煙繚繞、林木繁茂，給鐵場帶來變幻的風景和清新的空氣。鐵場四周分布的蟾蜍山、正坑山、上排山、阿公山、對面排山……山山好景，滿目蒼翠。

鐵場人說：鐵場的水好！

鐵場處在清溪茅輋水庫上游，銀瓶山船坑水庫水，終年沿船坑溪蜿蜒而下，澆灌著鐵場的土地，流進茅輋水庫。溪水清澈透明，里面生長著對水質和環境要求很高，比人類祖先還要早千萬年的南方波魚，還有馬口魚、寬鰭鱲、中華花鰍及越鲇等魚類。

鐵場人說：鐵場的風景好！

鐵場有山有水，有一眼望不邊的農田、菜地，還有大片的花園、果園。早在10多年前，就有占地達數百畝的安華園、繽紛花場落戶鐵場，后來又有占地70余畝的御花園花場進駐，它們把鐵場變成了廣州、深圳、香港的“后花園”。現在的鐵場，一年四季鮮花盛開、瓜果飄香，一派田園美景。

鐵場人說：鐵場的飲食原汁原味！

幾百年的農耕經濟，讓鐵場人養成了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他們利用房前屋后便利條件，自己飼養各種家禽，種植瓜果蔬菜。他們笑稱，摘的菜是沒有公害的“放心菜”，吃的肉是沒有激素的“放心肉”，飲的水是純凈的“山泉水”，呼的氣是清新的“鮮空氣”，——一切地地道道純天然！

三、鐵場：美麗農莊

鐵場村支部書記韓志堅告訴記者：和其他的村相比，鐵場的經濟底子仍然十分薄弱。但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鐵場的扶持力度，在三中金龍工業區劃撥了5萬多平方米的工業用地給鐵場建廠房出租。單此一項，鐵場每年就能增加收入達350多萬元。2008年，鐵場村組兩級集體收入達到了600多萬元，雖然與我鎮經濟發展最好的村相比差距還很大，但與2000年相比，卻已經翻了好幾倍。

2007年7月，國家級農業生態園進駐鐵場，鐵場3000多畝耕地和部分山地將逐步交給生態園區，由政府統一開發。如今，經過兩年多的建設，清溪農業生態園已初具雛形，可望明年向游人開放。

358省道鐵場段的拓寬，國家級農業生態園的進駐，清溪森林公園的建設，從莞高速公路的動工，讓鐵場人看到了新的機遇和希望。鐵場村主任韓世洪說：我鎮依托銀瓶山和鐵場生態農業打起了生態旅游牌，我們村也要及時把握方向，充分利用屬地優勢，抓好旅游配套產業建設。目前，我們已經著手申請仿古重修具有200多年歷史的市級文物——客家圍屋；將按舊貌重修東江縱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廣緣庵”，供游人參觀、敬仰；還將迅速落實舊村改造，努力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我們還要充分利用鐵場自然環境優勢，大力發展農莊經濟，打造美食之鄉。

據了解，近幾年來，鐵場集休閑、娛樂、餐飲于一體的農莊越來越多，雅圖、大自然、莞香園、龍門客棧……一家接一家開了起來。他們各有優勢、各具特色，引來鎮內外不少游人和顧客的光顧。村民們紛紛利用自家樓屋開起了農家菜館，康師傅、客家圍、和記、廣成……，一家家生意紅火。康師傅菜館老板韓奎康朗笑著向記者推薦：我們用自己的土特產做出來的招牌菜——白切雞、陳皮鴨、叉燒鵝、山坑螺、山野菜，那味道真的是相當地道！

由此看來，鐵場人的犧牲和奉獻已經受到了獎賞，而且還將會得到更多的褒揚！。

九鄉村東鄰惠陽市新圩鎮,南鄰深圳市寶安區,西連鐵松村,北鄰鐵場村，轄區面積7.6平方公里，7個村民小組，本地籍人口1700多人。

九鄉村地多，山也多，交通不便。改革開放前，集體經濟薄弱，比較好的生產隊一個工分7-8角錢，差的生產隊只有8分錢，被稱為“郵票隊”。可近10多年在鎮委鎮政府的關心支持下，在九鄉村兩委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九鄉在不破壞原有自然環境前提下，結合自身實際不斷發展集體經濟。現在走進九鄉，可以看到平坦寬闊的水泥路、寬敞明亮的廠房、現代漂亮的民宅，青山環繞，煥發著勃勃生機。

道路通百業興

由于地理位置離鎮中心相對偏遠，山丘地區占近60%，經濟欠發達，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起步晚、基礎差、底子薄。改革開放后，1979年九鄉村引進第一間年華毛織廠，一年收入3萬多元，至1987年共引進5間外商廠。但因為交通不便，進來的都是小廠。直到1992年，全村總收入也只有53萬元。“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坐車的不如走路的、開車的不如騎車的。”這是70、80年代九鄉鄉村道路狀況的真實寫照。

道路基礎設施落后的九鄉村，招商引資受到極大影響，慢慢拉大了與鄰村的差距。“有路石變金，無路金成石”，條件差、出行難是制約九鄉經濟發展和村民致富的最大障礙，修路致富成為村兩委干部執政的大事。

“道路通，百業興。”為了改變九鄉農村公路的落后面貌，特別是近幾年以來，九鄉將農村公路建設納入全村重點基礎建設項目來抓，舉全村之力加快農村公路建設。2007年，九鄉的主干道東風路建成通車，全村歡欣鼓舞。東風路長2273米，寬16米，雙向車道。近幾年，先后完成了東風路、大高新公路等主干道建設，總里程達10公里，逐漸形成了九鄉的交通網。

除了修建主干道外，九鄉還通過采取群眾集、銀行貸等多種方式，積極籌集資金，全面對農村公路進行規劃建設，使通向戶的“毛細血管”暢通，把致富路修到村民的家門口。

九鄉的道路變寬變平坦了，一條條寬闊的農村公路就像一道道彩虹，一頭連著繁華的鎮中心，一頭連著村民的夢想。“通暢的運輸渠道對村里招商引資起了積極的作用，加上社會治安良好，許多經濟實力雄厚的外商也進來辦廠，有的村民還在自家門前做起了生意。”村支部書記李勇輝介紹。

2004年九鄉村（包括村小組）共有外資、民營、個體戶工廠40多家，村組兩級總收入759萬元。目前九鄉共吸引了60多家外資、民營、私營等企業落戶，2007年村組兩級總收入達到了1600多萬元，有效帶動了九鄉經濟的發展，村干部和村民也嘗到了修路的甜頭。

重教育育人才

九鄉人很樸實，但是也很懂得銳意進取，他們很早就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社會的發展關鍵是人才，要培養人才就必須有學校。1930年，熱心教育的華僑和各界人士捐資在牛湖村興建了村里的第一所學校——莞東學校。

李育清老師今年77歲，他是莞東學校早期的學生之一，曾經也在莞東學校執教。“最早的莞東學校就建在我家附近的一塊空地上，早期學校規模很小，只有幾十個學生，校舍也比較簡陋。不過現在那里已經長滿了雜草，早就不見了原來學校的痕跡。到上世紀60年代，莞東學校進行了整體搬遷，辦學規模從先前的幾十個人發展成200多人，那時候莞東學校從幼兒班開到高中一年級，不過高中只是辦了一小段時間。”

建國后，入學人數激增，特別是改為公立學校后，國家撥給教育經費，每人每學期學費2元左右。莞東學校基本能解決村里孩子上學問題，村里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0%。

李育清老師回憶說：“50年代學校的課程設置很豐富，按國家教育部統一的新教材上課，有政治、語文、算術、自然、歷史、地理等科目，公社化時增設農業常識，改革開放以后增設英語。1954年冬，進行了整頓小學工作，端正教學目的，明確提出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到了60年代初，學校強-師要用普通話教學。”

但是1966年，全國開展“文革”，知識分子被誣為“臭老九”。學校以造反派為中心建立“文革領導小組”，掌管學校一切權力，并開展“停課鬧革命”，教學秩序被破壞，學生紀律松弛。1976年，粉碎了“-”-集團，撥亂反正，教育又走上正常的發展道路，教學秩序也漸漸走上正軌。

改革開放后，清溪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全鎮各村相繼開辦小學接納外地生源，莞東學校的招生也從先前面向全鎮逐漸縮減到面向九鄉村。學校以課堂教學為主，也通過各種實踐活動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通過觀摩教學，參觀等活動提高教學質量。

1996年村里投資300多萬元，重建了歷史悠久的莞東小學，占地1萬平方米，三層樓房，15個課室，1998年春已建成投入使用，教學設備得到完善、辦學條件有了很大的提高，解決了村里330多名學齡兒童“讀書難”的問題。2002年，我鎮把創建教育強鎮作為加速城市化進程的重點工程，大力實施聯合辦學，投入1.6億多元建成了1所中學、4所小學和1所幼兒園，停辦了莞東學校這樣的村一級學校。在70多年的風雨變遷中，莞東學校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教育的發展，使得人民群眾文化素質不斷提高，也培養出了很多有用人才。近十多年，村里很多學生考上了大學，很多大學生畢業后選擇回到村里或者鎮里其他單位工作，為家鄉建設貢獻力量。為了鼓勵村民讀書學文化，村里每年都會撥出一筆資金獎勵優秀學生，給困難學生給予不同形式的補助，不會讓孩子因為經濟問題上不起學。”李勇輝說。

大埔村地處清溪鎮東南面，與清溪最大水庫“契爺石”相鄰，兩面環山。下轄3個自然村，總面積1.8平方公里，大埔村戶籍人口近700人。解放初期，大埔村地理條件惡劣，經濟落后，農業生產水平低下，農民生活貧困。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深入，大埔村村民從昔日的食不裹腹到如今的豐衣足食，住房從低矮的瓦房到漂亮的公寓，出行從單車摩托到如今的私家車，村民業余生活從單調的“砌長城”到豐富多彩的健身活動，群眾的健康水平顯著提高，生產力落后的村組發展成一個集商業、工業、文化、醫療、居住為一體的新型農村。

從“土坯房”到小洋樓，村民居住條件大改善

“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潘美辰的《我想有個家》道出了中國百姓的心聲和渴望。多少年來百姓勤勤懇懇努力奮斗就是為了給自己和家人建立一個溫暖的家，“家”首要解決的就是住房問題。

尹自和是大埔村第2小組人，今年50多歲，他見證了大埔村的巨大發展。說起大埔的變化，他感慨地說，百姓住房的變化就是一個縮影。

1958年以前，大埔村民的住宅多為磚木結構的平房和土坯房，房屋構造主要是天井屋和直頭屋，“上世紀60、70年代，家里8個人擠在只有30多平米的平房里，廚房和臥室只用一塊木板隔開，所以臥室里經常彌漫了一屋子的油煙。最痛苦的是上廁所，因為家里空間小，沒有修建廁所，每次只能去鄰居家茅廁解決。”尹自和說道。

到了1979年，村里開辦了第一家毛織廠——群藝毛織廠，村民到廠里打工，也有部分村民外出做生意，村民慢慢富裕起來，開始對原來的老房子進行修葺或拆除重建。上世紀80年代中期私人住宅建設進入高潮，村民開始住上了結實寬敞的“紅磚房”。尹自和家也趕上時代，“1986年，我家也修建了一棟二層小洋房，家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臥室，最讓人開心的就是新家還配有廁所，上廁所不用再跑去鄰居家了。”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埔村里逐漸引進外資企業，集體經濟有了大飛躍1994年村委會的總收入突破200萬元，相當于1991年的10倍。隨著集體經濟收入的增多，從1994年起，村委會給戶籍群眾發放生活津貼和老人福利金，并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逐年增加。百姓口袋里有了錢，對住房的要求不再是簡單的“遮風擋雨”，而對周邊環境、空氣質量等提出更高要求。現在的大埔村村居大多都帶有庭院，部分村民的還帶有花園、車庫等配套設施完善的“花園式”住宅。

據了解2004年大埔村集體經濟總收入690萬元，純收入470萬元，農民平均所得4396元，村民生活明顯提高，家家住上了新樓房，有的家庭還購置了私家車，平均5戶家庭就有1部私家車。

從“砌長城”到“健美操”，村民精神生活更豐富

現在在大埔村，當晨光初現時，大埔村各公園上隨處可見矯健的身影，那是群眾在進行體操鍛煉；傍晚太陽還沒下山，籃球場上龍爭虎斗，那是村青年籃球隊在建行訓練或與兄弟村在進行友誼賽；晚上華燈初上，舞姿翩遷，廣場上聚集了上百名群眾跳健身舞。圖書室燈火通明，是村支委委員尹萬全指導村民進行書法練習。村中到處都呈現出了一派和諧共融的文化氛圍。

大利村位于清溪東面3.5公里處，下轄9個村民小組，面積7.8平方公里，戶籍人口2526人。目前，全村共有外資企業65家，新莞人2萬多，村、組兩級共有廠房25萬平方米，總資產達2個億。

回望：給地主打長工

在大利村委會，記者見到了76歲的李素球、72歲的李漢文、62歲的黃滿三位老人。采訪中，老人們對解放前后大利的滄桑巨變記憶猶新。重憶舊社會的歲月，他們心中都難抹那段黑色的記憶；當談到新中國成立后和分田到戶那段歲月，他們難以抑制激動的心情。當說到改革開放，他們的喜悅在爽朗的笑聲中盡情流露。

李漢文說，解放前中國還處在半封建社會，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到處都是地主惡霸的天下，當權者欺壓剝削百姓。農民沒有土地，為了生計只能給地主打工，不但干著繁重的活，還受盡-，所得到也是微乎其微，有的一年到頭才分到三幾斗米。也有人租田耕種，遇到好收成，糧食大半要繳給地主作租金，若遇到惡劣氣候，往往會顆粒無收。糧食不夠吃，所以經常有人被餓死。為了幫補家庭，父輩們經常光著腳，挑著100多斤的木柴、石灰等物品到鹽田、龍崗、番禺等地去賣，換回少許錢幣買糧食。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沒收地主的田地分給老百姓，也給財主、富農一部分地，讓他們自力更生。

招商：港胞拋來“繡球”

在大利村的發展史上，不應該忘掉老同志李素球，他對大利村發展也是勞苦功高。

1951年土改開始后，李素球當利和村的村長（新中國成立至1960年之前，大利村叫做大埔鄉，由目前的大埔、大利、漁樑圍、利和村等村委組成）。那年，李素球19歲。

1960年，大埔鄉更名為大利村，李素球任村黨支部副書記。

那時，大利村很多人家沒有耕牛，由政府放貸款買牛來耕田。有些特別困難的家庭，政府貸款給他們買豬種來養。一年到頭，豬養大后，再還貸。

當時，一個糖寮，就是大利村的全部家當。收甘蔗時，生產隊才榨糖。

改革開放后，從大利村0到香港淘金并且發了財的李金華給李素球寫了一封信，說想回大利村辦廠，還想送一輛汽車給李素球。

李素球覺得李金華回村里辦廠，既能解決村里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又能帶動當地的經濟，是一件兩全其美的大好事。

第二天，李素球回了一封信給李金華，信的大概內容是：辦廠是可以的。但是，車子不要捐給我個人，你得捐給公家。

李金華同意了。但是要接收這輛車，必須通過層層審批，面臨各方面的壓力也是非常大的。

李素球直接到縣里找組織部長，得到的答復讓他很意外很興奮。

“行！現在上面的政策放寬了，全國正在搞改革開放呢！你大膽地接收它！我給你審批就是。”組織部長當場拍板。

拿到批條的李素球樂了，他又大膽地和部長說，他想讓香港客商來大利村辦毛織廠。組織部長都一一點頭同意。

有了上級組織的批準，李素球更有了底氣。在他的牽頭和努力下，李金華決定在清溪辦廠了。

騰飛：修路建廠收入大增

1979年年底，香港客商姚耀明來到大利辦廠，廠名就叫大利村毛織廠。

為了吸引企業，大利村做出最大的讓利。按約定，毛織廠接收大利村民進廠做工，村里免了毛織廠的管理費、水電費及房租等。

雖然引進了工廠，但由于村里開出的優惠條件比較多，當年村里的收入僅有1000元左右。

大利村毛織廠開辦以后，工廠發展得如火如荼。

1984年，又有三家工廠進入大利村。這一年，李素球因為在大利村大搞經濟建設有膽有識，成績顯赫，被調到鎮政府工作。

工廠讓大利村嘗到了甜頭，1990年，大利村想建廠房出租，吸引外資，但遭到很多人反對。因為80年代以后，村里家家戶戶種上柑桔，收入也因此增多起來，住上了小洋樓。

“現在，我們村里家家戶戶種柑桔，年輕人進廠里打工，生活條件已經比很多村好了。再改革，萬一搞不好，怎么辦？”村民們不但反對大搞廠房出租，還頻頻向村干部提出質疑。

于是，村干部決定外出考察學習別人先進經驗和做法，以便說服村民。

村干部們到厚街、虎門等經濟發展較快的鄉鎮參觀。看到厚街等地的發展后，個個都心動了。村民也橫下一條心，決定吸引外資來辦企業，大搞經濟。

大利村憑借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很受外商的青睞。1994年，大利村已擁有12家工廠，年收入270多萬元，資產達200多萬元。

大利村的企業越辦越紅火，大型企業紛紛進駐，擁有2000多名員工的欣揚五金塑膠廠，擁有1000多員工的真通電子廠等，都落戶大利村。

有了大型企業進駐，大利村人腰桿也硬了起來，招商引資更容易了。不過，大利村為企業辦事的態度卻一天比一天好！

可大利村也開始遇到了新的麻煩。經濟搞上去了，村里的環境及交通條件卻顯得有些落后，不利于招商引資。

修路！這成為了村民們當時的共識。

1994年至1995年，由大利村村小組出資，先后修了三條水泥路。

經濟發展得快，大利村的土地資源也一天比一天減少，怎么辦？僅靠出讓土地，收管理費，收入不但沒能增加，而且村里的資源還一天比一天少。

大利村決定要建自己的廠房出租。

說干就干，1997年，為了建廠房，村支部領導到處找關系，向銀行貸款，再由村里出一部分錢。

就這樣，16萬平方米的廠房很快便建起來了。有了大量的廠房出租以后，到大利村辦廠的企業猛增，村民也開始走向了致富的道路。

至2000年，大利村擁有工廠45家。2008年，村里的收入達4600萬。

隨后，大利村的收入及總資產，更是節節高升。如今，大利村的總資產已超過2個億，成為了清溪鎮總收入較高的村之一。

漁樑圍位于清溪鎮東南面，全村面積2.5平方公里，下轄有漁樑圍、朱屋、謝屋3個村民小組，常住人口1038人，目前轄區內有外資、民營企業60余家，連續幾年村組兩級總收入超過2000萬元，村民年均收入將近2萬元，村民過上紅紅火火的日子。

做建材生意發了財的朱明江去年購買了30多萬的皇冠車，他說：“有了小汽車，去遠的地方就方便很多。像我這樣需要經常見客戶的，有了車效率就高很多，省去了搭車等車轉車時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像朱明江一樣擁有私家車在漁梁圍的并不算新鮮事。這個在上世紀50、60年代想都不敢想的神話，如今已經在漁樑圍村變成現實。漁樑圍已從落后的農業山村嬗變成極具現代化氣息的美麗村莊。

從“步行進鎮”到自駕游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村里的道路不是土路就是石子路，道路不足10米寬。那時候鎮里也沒有公交，要想進趟鎮中心主要靠兩條腿，一走就得近一個鐘頭，走得腿酸腳軟，還沒逛夠就快天黑了。”說起解放初期的家鄉道路，朱屋村小組75歲的朱大爺感嘆道。

70年代，自行車與縫紉機、手表并稱為“三大件”，地位無異于現在的私家車，當時購買自行車都得憑票。“70年代末期，永久、鳳凰、飛鴿等品牌的自行車開始風靡。其中牌子最響的是永久和鳳凰牌。那時，有一輛自行車的感覺不亞于現在有輛轎車的感覺，尤其是騎‘永久’就像開奔馳一樣有面子，而一輛‘鳳凰’就像現在有一輛皇冠一樣。結婚時候有自行車做嫁妝那是相當風光的事情。”朱大爺說道。

80年代中后期，改革開放后，村民生活逐漸富裕起來，村里的道路由泥路變成了水泥路，村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也由腳踏車變成了摩托車，摩托車最高時速可達100公里。朱大爺兒子在鎮中心某事業單位工作，禁摩前他一直是騎他的“嘉陵”摩托上班，“現在路很寬敞平坦，騎摩托從家里到單位不用10分鐘，而且摩托靈活方便占地面積小，放在家里也方便很多。”

漁樑圍村的村組兩級經濟，從1994年開始突飛猛進。1994年全村引進外資工廠20多家，主要有五金、電子、制衣、塑膠玩具等行業。經濟從以農業為主開始向外向型經濟為主轉變，集體經濟不斷壯大，1994年村組兩級總收入達400萬元。目前轄區內共有外資、民營企業共60余家，2007年，村組兩級經濟總收已達2110多萬，等于1990年村組兩級總收入10萬元的200多倍。

90年代中后期，小汽車陸續走進了家庭，尤其是自從2006年全市禁摩以后，更多的家庭選擇購買私家車代步，家庭擁有私家車已經不是稀奇的事情。朱品剛今年38歲，漁樑圍村朱屋村小組人，周末他經常開著自家的本田雅閣轎車，載著妻兒到深圳、廣州等地短途旅行，歡度周末。談起家鄉的變化，朱品剛臉上洋溢著笑容：“以前沒車的時候去一趟深圳要到汽車站搭汽車，到了羅湖車站再轉公交，花的時間長也很麻煩，現在自己從清溪開車到深圳不用一個小時，我們一家經常周末去龍崗吃海鮮、去海邊游泳，晚上可以趕回來，很愜意。”據了解，漁樑圍村平均每3戶家庭就擁有一輛私家車。

另外，為了解決新莞人以及部分暫時沒有能力購買汽車的村民的出行問題，92年開始，全鎮發展公交，在鎮委鎮政府的支持下村里已經有了能到達全鎮各地的公交，公交線路覆蓋了村里的各大工業區和住宅區，村民可在自家門口搭上簡單快捷便宜的公交。

從“小病拖大病扛”到“看病報銷”

建國60年來，漁樑圍村村民感受到的最大變化，就是他們開始享受醫療衛生方面的公共服務，隨著新型農村醫療制度的改革，村民的醫療保障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

朱水昌是漁樑圍村小組人，今年50多歲，他是新型農村醫保制度的受益者之一。幾年前，他就患上了肺病等幾種疾病，因為需要手術治療以及住院療養，預算需要10萬元的費用。10萬對于朱水昌一家來說，雖說不上天文數字，但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自從實行村民股份制度后，村里就為有股權的村民購買了醫療保險，報銷幅度達80%。這么算來，朱水昌的10萬手術費，可以報銷8萬，自己只需出2萬。去年朱水昌順利做了手術，已經康復出院。“幸好村里給我們股民買了醫保，不然10萬的醫療費用真的承受不起啊，現在看病自己只需掏一小部分的錢，不用再為看病貴煩惱。”

漁樑圍村主任朱漢文說，醫保是一項民心工程，群眾能切身體會到它帶來的好處。沒有醫保之前，村民生病如果小病就拖，要花錢多的大病就硬扛著。有了醫保以后，村民也能跟城市的居民一樣享受看病報銷待遇，村民可以拿醫保卡看病買藥，為群眾看病減輕了很大的負擔，群眾也就不會因病返貧了。

隨著經濟發展，漁樑圍村兩委干部在切實抓好村組兩級經濟建設的同時，結合漁樑圍村的實際，科學統籌，把提高群眾醫保和健康水平作為重要工作來抓。2008年在鎮委鎮政府幫助下，漁樑圍社區衛生服務站成立，群眾步行10多分鐘就能到達服務站，轄區內各街道也都有藥店，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現在村民去看病直接到社區服務站，還可以報銷，很方便快捷，村民也不再為看不起病發愁了。”朱漢文說。

現在漁樑圍村還完善了社會保障制度，給戶籍群眾每人每年發放生活津貼，對困難戶、軍烈屬，除了生活津貼外，還有定期補助和慰問金。除此之外，漁樑圍村為了進一步提高農村婦女健康水平，不定期與鎮婦聯聯合舉辦婦女健康知識講座，邀請醫院專家主講，向廣大育齡婦女普及健康知識，提高她們的健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