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 鄂璠
時間拉回到九年前的一天，以原國家體改委農村司為主體成立的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現更名為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在北京主辦“小城鎮發展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發改委規劃司也參加了會議。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會上作了題為《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小城鎮試點健康發展》的重要講話。后來，這次講話以發改委文件形式印發給各地。在那天的會上，不少小城鎮的“當家人”踴躍發言。
1995年被國務院十一個部委列為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的浙江龍港，在1984年建鎮初期只有5個小漁村，6000人口，人均收入401元。實施小城鎮綜合改革之后，情況如何呢？龍港鎮的書記稱，龍港鎮利用改革試點的政策，改革了行政管理體制，精簡了機構人員，建立了鎮級金庫，爭取到了縣級經濟審批和管理權……改革試點十年，鎮的財政收入達到了4.02億元，居民人均收入6667元，人口達到20萬，已經成為了“小城市”。
也許龍港鎮人并沒有想到，雖然自己所在的“小城鎮”早已具備了城市的規模，而且在2010年底還成為了浙江省首批27個小城市培育試點鎮之一，但“鎮政府”的牌子仍然沒能夠換成“市政府”的牌子。
撤鎮設市為哪般？
去年底，浙江日報官方微博宣稱——“浙江部分鎮有望升格為‘市’”，又給龍港鎮等實力強、人口多、城區面積大的浙江中心鎮帶來了新的希望。在12月25日召開的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試點工作現場推進會傳出消息，“浙江初步考慮建立小城市試點鎮用地指標單列制度，爭取國家在浙江率先開展撤鎮設市試點，將條件具備的鎮升格為小城市。”
盡管坊間流傳，浙江這27個試點鎮中，將有一小部分會在今年內實現“撤鎮設市”，但《小康》記者在浙江采訪了解到的情況是，雖然浙江省以及各個試點鎮在全國率先做出了許多有益探索，但目前這些鎮升級為小城市并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自從1995年國家開展小城鎮改革試點以來，小城鎮在發展過程中不僅積累了經驗，也面臨著一些“成長的煩惱”，同樣是在2004年召開的那次“小城鎮發展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浙江一個鎮的書記就提出，“管理體制恐怕還得要改。80、90年代前期環境寬松，基層創造出許多改革發展經驗，現在一級壓一級，壓得很死，下面喘不過氣來，小城鎮發展應有一個更寬松的環境。”
浙江柳市鎮的書記反映說：“我們改革的一些措施，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到位，而且也很難到位。真正有權的是縣一級政府，我們作為一個鎮，在縣一級很接近的地方，你想要分到多少的權利，是不大可能的。中央文件到地方，一級一級在變味，而到位之后又重新往回收。”這位書記舉例稱，比如教育，浙江省發文件，實行垂直管理，所有的中小學校長都收到市教委去了，但學校的債務、職責還是鎮里的，“規劃也是這樣，任何一級政府都講規劃是龍頭，既然不是縣一級的行政的區劃，你就不能單獨做規劃。土地更不能說了，這次政策又來了一個，縣一級土地局局長都要垂直管理。我們也想通了，好多事情還得靠關系，不要講什么權力，能夠爭取實惠就可以了。”
應付上級的達標考核，使小城鎮政府不堪重負；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還急需深化。類似的問題不僅僅在浙江呈現，其他地區亦是如此，安徽一個鎮的黨委書記說，“我們現在的工作主要分四塊，首先是財政增收，我有800多人涉及財政收入，這個事要不要帽子無所謂，你本身不搞好，就沒有帽子。第二穩定，而且是最操心的。第三是應付各種達標檢查。最后才是自謀發展。”河南的一位鎮長也明確提出了“權力日益集中于上層，工作卻不斷下放于基層”的問題……而除此之外，大家發現，小城鎮培育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戶籍制度改革等問題。
昔日座談會上，書記鎮長們提出的這些問題在近期出版的“城鎮化與社會變革”系列叢書中被披露。
從過去到現在，再看未來，中國推進城鎮化最大的難點在哪里？在這套叢書的主編、城市化問題專家、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看來，最大的難點在于制度障礙，只有通過改革，才能破除傳統體制對城鄉和城鎮間要素的約束和限制，城鎮化帶動內需增長的潛力才能得到真正釋放。
“鎮改市”的浙江模式
從“鎮”到“城”的概念轉換中，當地的城市形態發生了何種變化？《小康》記者深入東陽市橫店鎮、義烏市佛堂鎮、德清市新市鎮、奉化市溪口鎮、嘉興市王江涇鎮等多個小城市試點鎮進行采訪，冀望勾勒浙江各地由鎮到城的變化軌跡。與此同時，探索當下城鎮化過程中面臨的難題與挑戰。
小城市培育試點，浙江延續了之前“強鎮擴權”的方向，并加大了力度，在地權、財權、事權方面出臺一系列配套政策，比如：
在地權方面，給予試點鎮傾斜機制保障，縣里支持試點鎮用地，安排一定數量的用地計劃指標，單獨切塊，直接下達到試點鎮。有的甚至直接從所轄市的指標中下達。僅2012年27個縣（市、區）實際給予試點鎮建設用地指標14599畝，鎮均540畝。
在財權方面，試點鎮全面建立一級財政體制。有22個縣（市、區）對試點鎮實施了財政超收100%返還，土地出讓金凈收益、城鎮建設配套費實現了100%返還，僅2012年就返給試點鎮42.8億元。而2012年10億元省級專項扶持則撬動了279億元的地方財政配套資金，拉動了1229億元的全社會投入。
在事權方面，一方面提高領導職級高配增強統籌協調能力，27個試點鎮的黨委書記職級高配全部到位，其中17個高配為縣（市、區）委常委；11個鎮長實現了職級高配，2012年新增4個。另一方面下放行政審批、執法等多項權力，鎮均擁有可直接行使的執法事項346項。
簡政放權之后，浙江27個小城市試點鎮展現出的活力令人吃驚。
浙江省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試點城市保持了“鎮均投資29.8%的增長、gdp13.7%的增速、財政12.6%的增收、城鎮化2.9個百分點的提升、非農從業人員1.7個百分點的提高”的發展態勢。
但與此同時，我們在采訪中發現，浙江小城市培育目標中想要解決的土地稀缺的制約、人才的匱乏、城市文化塑造等仍是普遍存在的難題。浙江省決定把對小城市培育的時間延長三年，這對于各試點鎮來說是一大利好消息。
但由此亦引發了對于城鎮化的進一步思考，浙江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陳建軍認為，發展什么樣的小城市？孤立的、離散的、碎片化的小城市，還是發展連續的、集群的、有機聯系的小城市？是小城市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他由此建議，不僅要重視一個個特定城市的建設，更要重視城市體系的建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姚中秋則建議，應當把工業強鎮設立縣轄市作為行政區劃改革的突破口。也即，把這些鎮設立為建制市，賦予其以建制市的政策。在他看來，重構市制乃是本輪城鎮化的關鍵。而市制重構的突破口，在設立“縣轄市”。
浙江小城市發展的路徑抉擇
在每次改革和發展的大轉折面前，浙江人總是能夠依據自己的資源稟賦、路徑依賴、發展邏輯，走出具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當這些創新和浙江社會經濟發展的良好表現聯系在一起時，浙江的行為就會吸引全國的目光，但如果不是從更深和更廣闊的背景下認識到浙江的特點及所面臨的挑戰，追隨可能會變得盲目
文｜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陳建軍
浙江的小城市建設，是和浙江的小城鎮發展緊密相關的。浙江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人口密度也高，自古以來就是經濟發達之地，由此導致浙江的小城鎮的發達。有關數據顯示，2010年，浙江共有334個鎮進入了全國千強鎮的行列，占三分之一強，全省人口超過5萬、財政收入超過5億的大鎮共51個，這為浙江目前推進的小城市發展試點工作提供的堅實的物質基礎。
小城市發展面臨的挑戰
浙江小城市發展的產業基礎是農村工業化而來的中小企業集聚，小城市發展的財政基礎是省管縣的財政體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工業化推動了浙江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使得一大批小城鎮涌現出來了，農村工業化和小城鎮，像一對孿生兄弟，支撐著浙江經濟的半壁江山，并成為浙江經濟最具活力的部分，適應這種狀況，早在20世紀80年代，浙江就有了小城鎮發展戰略。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把當時的溫州模式概括為“小城鎮、大市場”，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特征。但是很快，小城鎮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上世紀90年代，人們這樣形容著浙江的城市化：“走過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鎮；走過一鎮又一鎮，鎮鎮像農村”。最典型的如杭州灣南岸連接杭州到寧波的省道，在很多地段幾乎形同一條市內交通干道，車行幾十公里，看不到農田的影子，只見公路兩邊都是前店后廠式的家庭作坊和帶有浙江鄉村特點的排屋。隨著這些家庭作坊和小微企業的發展，環境問題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小城鎮的發展模式走到了頭。20世紀90年代以后，浙江省開始醞釀大城市發展戰略，但是卻沒有太多的資源支撐這個戰略，浙江的財政體制是省管縣體制，即縣級財政直接向省級財政負責，中心城市和縣之間沒有財政聯系。在這一波大城市發展戰略中，杭州市將周圍的蕭山市和余杭市并入了杭州市區的版圖，這使得杭州市的gdp總量進入了長三角前三的位置，但是依舊沒有觸動省管縣體制。蕭山和余杭，雖說成為杭州的市區的一部分，但財政依舊是獨立于杭州市本級之外。發展大城市需要的投入顯然不可能依靠中心城市統一地區財政收入來支撐，好在浙江的快速的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城市化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這就是推進房地產業的發展。在全國，浙江的房地產業啟動得相對較早，早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時期（2000-2005年），杭州市就提出“游在杭州、住在杭州、學在杭州、創業在杭州”的城市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實行過程中發揮了最大潛能的實際上是“住在杭州”。房地產業成為新世紀推動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在房地產業的推動下，浙江的主要城市，如杭州、寧波、溫州等地的房價迅速沖上了中國第一梯隊，像杭州這樣的城市，在全國房地產商眼里，儼然成為和上海、北京相提并論的“一線城市”。以上回顧可以使我們看到，浙江省迄今為止的兩條城市化主線，一條是農村工業化帶動的城鎮化的道路，其結果是在形成一大批工業強鎮的同時，也帶來了難以承受的土地資源的非集約利用和環境破壞的沉重代價，以及大量的半鄉半城形態的空間集聚體。另一條是房地產業推動的城市化道路，其在迅速改變省內各大城市面貌的同時也帶來了房地產商的暴走和房地產價格的飆升，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和環境壓力，同樣也很快使得這樣的城市化走到了頭。浙江在2010年再次提出發展小城市戰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就像工業化有其固有的邏輯一樣。城市化也有其全世界共同的規律。這主要體現在城市化四個方面的特征的協調：人口的集聚、二三產業的集聚、基礎設施的完備和城市文明的形成。分別表示人口的城市化、產業的城市化、空間的城市化和文化的城市化。以此來衡量浙江小城市發展，我們不難發現，其面臨的挑戰依舊嚴峻。特別是在如何實現產業升級、提供科教文衛產品，構建完備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形成城市文明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更應關注小城市發展的群體效應
浙江目前正在進行的27個小城市建設試點，帶有兩個特點，體制創新和財政投入，前者是延續了浙江體制改革的傳統做法，進一步下放權力，將過去縣級或地級市才具有的行政審批權下放給列入小城市試點的中心鎮，期望依托列入試點的中心鎮較為強大的財力，加之以省財政適當補助的方法來改善原有小城鎮建設的短腿，將原來半鄉半城狀態的“小城鎮”建設成為基礎設施配置和公共服務和大城市基本無差異，只是人口和空間規模較小的“小城市”。
但一個關鍵問題依舊沒有解決，這就是稀缺資源利用的規模經濟問題。當下要素資源的稀缺是城市發展的主要瓶頸，這不僅僅指資本要素，最關鍵的還是高端稀缺資源，譬如，科教文衛事業發展以及其他公共事業和產業轉型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信息資源和文化資源，以及這些資源集聚后產生的城市創新功能，小城市能否實現這些資源的充分供給，如果不能，又如何保持小城市的發展魅力？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僅要關注單個小城市的發展，更要關注小城市發展的群體效應，關注小城市和其他城市間的聯動，關注區域城市體系的建設和一體化程度。明確地說，發展什么樣的小城市？孤立的、離散的、碎片化的小城市，還是發展連續的、集群的、有機聯系的小城市？這是小城市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
有人以歐洲的例子來證明，以為發展小城市是一條可行的城市化道路，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歐洲以及一些發達國家的小城市的成功，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系列特定的單個小城市的成功，但實際上這些小城市的成功發展，是建立在歐洲作為發達國家發達地區完備的社會基礎設施，快捷的交通、通訊條件，同質化的社會經濟和保障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條件之上的。在那里，任何一個小城市，其背后支撐的都是一個由快捷的交通網絡和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構成的城市體系和城市集群。由此可見，構建適合小城市健康發展的城市聯動發展體制和機制，構建由中心大城市帶動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體系，以充分發揮小城市之長，彌補小城市之短，這可能是小城市發展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推動小城市發展，這本身沒有錯，特別是在浙江省，農村工業化帶動的一大批半鄉半城的小城鎮，有必要通過加快小城市發展步伐改造成為真正的城市。小城市的魅力在于它的功能的特化，雖然小，但是有特點，就能保持城市競爭力的實現。小城市成功發展的另一個關鍵在于其居民又必須能像大城市居民一樣獲得全方位的城市功能的配套服務，而功能特化的小城市肯定會在某一功能上有所缺失。尺有所長，寸有所短，這就需要保證小城市能方便、快捷、低成本地從周邊的其他城市，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或其他小城市獲取功能補充，建設小城市，就必須充分考慮這一城市間的功能互補的問題。
從以上分析來看，筆者認為，推進城市化，無論是發展中心城市、大城市還是發展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鎮，不僅要重視一個個特定城市的建設，更要重視城市體系的建設。在推進中心大城市建設的時候，要重視大城市對周邊中小城市乃至全區域的帶動和輻射功能，在發展小城市時，要關注小城市和全區域的城市體系的聯動發展問題。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不難發現，推進城市化，從某一特定區域來說，其核心的問題實際上是區域一體化的問題，這包括如何構建合理的有利于城市體系發育成長的有分有合的財政體制和財稅制度，構建涵蓋全區域公共服務和科教文衛等社會服務的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推動地區間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動，以及構建區域內外各城市間的無縫對接的快捷的大眾交通(600611,股吧)體系和通訊體系等。
橫店與佛堂：擴權后的變革
橫店鎮現在是亞洲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每年吸引眾多國內外劇組取景拍攝，被譽為“中國的好萊塢”。而作為義烏市第一大鎮的佛堂，未來的目標是成為浙中城市群產業帶的龍頭。浙江省特色最為鮮明的兩個試點鎮，在小城市培育的路上走出了不同的風景
文｜《小康》記者 曹偉 東陽、義烏報道
橫店和佛堂，誰將成為首個鎮級市？
在東陽和義烏當地的網站上，經常會有網民就這個問題展開辯論，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真的“鎮改市”，在第一批名單上肯定會有這兩座城市。此前也有媒體比較過這兩個地方，追問“誰是浙中第一強鎮”？
三年前浙江省甫一開始試點，就有人一直追問這一問題，但直到現在仍無答案。
在上個月剛剛公布的浙江省2012年度小城市培育試點考核中，東陽市橫店鎮排在了“優秀”的第二名，義烏市佛堂鎮排在了“合格”的第二名。它們之間隔著18個小鎮。
這并不意味著誰勝誰負，而只是表示誰離城市化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橫店新“城”
橫店，現在是亞洲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這個地方聚集了506家影視文化企業，每年拍攝數百部影視劇，被譽為“中國的好萊塢”。
打造這一奇跡的橫店集團在全國建成了100家五星級影城，在后期制作上，國內首條4k/3d影視后期制作生產線也已投產。
但鮮有人知道，今年橫店才有了第一家數字電影院，那些成天拍電影的人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了自己。據浙江當地媒體報道，此前三四年的時間內，當地年輕人周末甚至要開車到義烏的數字影院看電影。
這種反差令人沉思，要知道這個城市并不缺人，光來到這里的“橫漂”人數就有近30萬人。
2012年，來到橫店旅游的人數超過1000萬人次，其熱度直逼北京故宮、湖南張家界(000430,股吧)。其中不乏慕名而來的散客，但是他們將會面臨出行的最大考驗——打不到車。當地《錢江晚報》報道稱，“在橫店，很難叫到一輛正規出租車。當地人或者演員能夠選擇的出行方式除了私家車和公交車，就只剩下黑車、非法營運的三輪車。”
東陽市最近決定改變這一困境。4月17日，東陽市人民政府正式下發文件，決定在橫店投放60輛客運出租汽車，首批投放30輛試運行。
看起來只是一些細微的改變，但卻顯示出橫店變身為一座城市的艱難。
橫店之前的奇跡是無中生有，其崛起的秘密之一就是有當時領先浙江省甚至是全國的稅收政策，放水養魚然后使橫店文化產業快速膨脹。
“以往很多從事農業生產的當地人，目前大多都圍繞影視拍攝、群演經紀、道具租借、旅游服務等方面做事，就業率可達100%。”橫店鎮人大副主席包永明向《小康》記者舉例，鎮里很多村子都靠建在“家門口”的影視城發家致富。隨著橫店影視城影響力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劇組入駐拍攝，從全國各地懷揣演藝夢想的“橫漂”就多達30多萬人。
巖前村是橫店一個遠近聞名的群眾演員村，它緊靠橫店影視城廣州街、香港街、明清宮苑等拍攝基地，成為群眾演員的聚集點。據鎮里的干部介紹，以前的巖前村不像現在村路全部水泥化，而是一條條泥巴路。借助橫店影視城的地理優勢，村民們上至白發老人，下至嬰兒，“全民皆演”，影視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巖前村迅速富裕起來。據統計，目前村中集體經濟收入高達200多萬元。
此外，這個村還有一條很好的發家致富之路——餐飲。村中餐飲業的領頭人——杜洪平，每年靠旅游餐飲凈賺60萬。在旅游旺季時，杜洪平每天接待游客更是不下100桌。
“如果沒有很多影視業的發展，就不會有作為小城市培育的試點機會。”東陽市影視發展局副局長、浙江橫店影視產業實驗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朱國強向記者指出，為什么全國近三分之一的影視拍攝劇組選擇駐扎橫店，甚至連一些影視行業巨頭也選擇“橫店出品”？這與橫店的“帶著本子來、帶著片子走”這一貫穿新服務理念密不可分。
朱國強說，目前橫店入區企業累計已達506家，這近500家企業就提供包括器材租賃、影視拍攝、后期制作等各個環節的服務，成為國內影視制作業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橫店的城市定位則將與旅游休閑相結合，打造影視業全產業鏈模式。按照“影視名鎮、休閑新城、幸福之都”的新型城鎮發展方向，以及小城市建設與影視文化產業發展有機融合的思路，橫店正在打造以影視文化、休閑旅游為特色的東陽市域副中心。
小城市的定位將橫店影視業進行了倒逼升級，“橫空出世、店乃一城”之后，這座人造之城有更多的空白需要填補。
除了道路，公共服務、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工作都需要有更大的財力和物力來支持，2008年強鎮擴權后，橫店的財政可用資金比2007年增加了2000多萬元，2009年比上年增加了1200萬元。有了財力，橫店可以有較多資金用于改善基礎設施。
2010年底，橫店鎮被浙江省政府列入小城市培育試點以后，橫店鎮先后投巨資開展大規模城鎮基礎設施建設。早先交通路網并不發達的橫店目前已經建成了“七縱七橫二環”的城區交通路網，此外還有一座通用機場項目已開工建設。
如今漫步在橫店的街頭，隨處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團，他們坐著免費的黃色客運巴士，方便地穿梭于各個影視拍攝景區之間。
橫店，正準備將這座“東方好萊塢”變成一座宜居的城市。
佛堂的“智慧”
在一些公共場合，經常看見墻壁上掛著各種裝飾畫和藝術氣息濃厚的畫框，如果仔細看看也許大多數都來自義烏佛堂的華鴻或王斌相框。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裝飾畫和相框制造和生產基地的佛堂，用小商品創造了一個奇跡。
從義烏市區開車用了不到十分鐘就可以抵達佛堂鎮中心，這里車水馬龍、人流熙來攘往、高樓林立，一派現代新城的景象。30年前，在義烏小商品市場開始萌芽時，佛堂人就登上第一列開出的“小商品”列車。現在，佛堂已經成為義烏最重要的小商品生產基地之一。
據介紹，其實就在進入鎮區的那一刻，所有行人與車輛均進入“智慧佛堂”的管理范圍之內。由于外來人口逐漸增多，在新型城市管理方面，佛堂鎮于去年投資設立了城市管理與服務辦公室，啟用智慧城市指揮中心，并建立集城市管理中心、社會管理中心、應急管理中心于一體的“智慧佛堂”綜合管理平臺，鎮區道路實現了全數字化管理。
新型城市所能實現的功能形態，在佛堂一樣可以見得到。按照佛堂鎮黨委副書記施景山的說法，佛堂未來城市發展定位是“現代新型城市，產業增長新極，生態美麗家園，共富區域樣板”。
無論是城鎮格局框架的擴張還是產業的升級與創新，已經具備小城市形態的橫店與佛堂在城市管理與服務能力上面臨著更高的挑戰。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舉例，僅以供水為例。佛堂自來水廠供水能力達到每天3萬噸以上，這相當于鄰近的一個磐安縣，“小城市的雛形已基本形成。”
作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試點地區，佛堂顯然不滿足于一個“鎮”的定位，尤其是義烏國貿改革試點和金-義都市新區的方向，更讓這座百年商埠意欲打造新的輝煌。根據浙江省提出的“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建設發展要求，佛堂鎮結合自身發展優勢與特點，隨即制定出了《三年行動計劃》。
這一計劃涉及工業經濟、商業住宅、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和體制創新等六大類。按照小城市培育計劃的安排，三年投資要達到116億，佛堂在2012年就完成固定資產投資40.59億元，較上一年度增長32%。
“鎮里權限的不斷擴大，由鎮到‘城’的轉變對我們執行操作層面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場變革。”佛堂鎮黨委副書記施景山說，佛堂將抓住“工業功能區擴容提升”和“古鎮保護開發利用”兩大要點，以此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提高城市綜合經濟實力和輻射能力。
佛堂的目標是成長為浙中城市群產業帶的龍頭之一和文化特色產業基地。在小城市培育試點的基礎之上，佛堂制定了《總體規劃文本》，到2020年，城區面積將從12平方公里擴大到27平方公里。鎮域總人口達29.7萬人，城鎮人口達26.4萬人，城鎮化水平達89%。
這座城市的規模日漸擴大，但接下來的問題將是如何使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感受到城市的魅力。
“佛堂未來能否成長為一個新興城市，人才是真正的關鍵，佛堂現有的社會環境讓高端人才很難落地。”施景山認為，現在的佛堂不可能如廣東一樣進行大規模的轉型升級，產品由量向質發展，在一定時間內還要保持量，但只注重量很難持續發展，如何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